从激情到末路--《寒夜》中汪文选宣、曾树生的性格分析(网友来稿)

发布时间:2016-8-24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李师伟 

   

    纵观《灭亡》发出“凡是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都应灭亡”的杜大心,到《家》中作者“我要为过去那无数无名的牺牲者‘喊冤’”①,再到《寒夜》中“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的汪文宣和 “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的曾树生。我以为巴金的作品是从激情抨击走到渐趋冷静谛视,而《寒夜》则寄寓了作者更为深刻的人生思索。

      汪、曾是“五四”后新青年的代表,“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这种理想在令人惶恐不安的年代都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于是他们痛苦着,挣扎着,与社会抗争着。但因为“人抗击世界的恶、痛苦、不公正,渴求创生更好、更公正、更幸福的乐土,但是人却因此酿出不幸之因,造出恶的新形式。”②汪、曾是女权主义者,这也是他们以之与封建礼教彻底决裂的一种体现,他们因此走到一起,却因不曾举行婚礼而遭汪母的轻视。汪文宣挚爱着曾树生,就必须让她寻求自由,在看到陈奉光和她在一起时,一种本能的“性嫉妒”竟也全然被压抑住了。汪痛苦、徘徊在得爱与失爱、母亲与妻子之间,“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堕落到这个地步”、“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该受罚”。曾也并不幸福,“她(指汪母)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你(指汪文宣)为什么太老好”、“你只会哭!”、“你只会用哀求的眼光看我……你打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你只会哀求,只会叹气,只会哭”、“怎么,他(指小宣)笑都不笑一声,动作这样慢。他完全不象一个小孩。他就象他父亲”。曾树生自以为扮演的是个儿媳不象儿媳的人,其实她更妻子不象妻子、母亲不象母亲。“知识分子受苦,知识受到轻视。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负,生活也越苦,人有见识,有是非观念,不肯随波逐流,会处处受歧视”③。他们二人在这样的世界里浑浑噩噩地活着。      

       汪文宣为何没有再走?这种试图调和婆媳关系的方法为何总是无效?甚而使双方怨怒更深?他除了死掉还有其他的出路吗?按马斯洛的健全心理学来看,生理需要中的汪不够健全,陈主任还引起他的“性嫉妒”;社会动荡、严重的肺病无不使之少安全感;在母与妻的选择中实属不可得兼,归属和爱是不健全的;不被工友认可,甚至曾被他们联名排挤,哪里有尊重可言?“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所以,自我实现又从何谈起?也就是说,他的各种需要都没有满足。剩下的只是唠叨:“我是个男人,总不能袖手吃闲饭啊”,“我也是个人啊”。那么,他为何没有再走出去呢?如果他身体很好,会吗?不会。那是因为社会不允许他再“浪漫”一点儿,树生对他的爱已经自感“空灵”。他只有被重重地摔在无情的现实中。他哭也可、醉也可、死也可,就是不得逃避。他只有屈服!毕竟汪母的母性是不能替代树生的妻性的,反之亦然。于是他想调和汪母与树生,甚至想调和树生和社会。他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双重人格”!“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过去的横竖已经过去了“。这种屈服后的调和却直接被树生看作是软弱,老好、懦夫,被汪母视为没有骨气。何况婆媳之间总是格格不入,逢见必吵。汪母毕竟没有嫌弃他,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树生也在走与否间徘徊了数日,走后也一直寄信与他、寄钱与他,终没有答应陈奉光的求婚。她们都珍爱着文宣。但这两种对汪文宣的爱是不能同时保全的。汪母恪守旧道德,而树生寻求幸福,有新思维。他独得一方,自然就失却另一方,而得到双方的爱就意味着失却整个的爱。一个近于冰冷的身躯是多么需要呵护!然而,事实只能如此!“她们不愿他死……,却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巴金:谈《寒夜》)

       树生走掉了。他一再恪守尊严而不用她寄来的一分钱。他是想盼望树生回来,以此来向她证明:我是确有骨气的!可这只能使他本已羸弱的身体一再衰弱下去。汪母取钱却使他仅有的一点尊严也丧失了。肉体已经死掉了,精神上也死掉了!确实没有人理解他,然而理解后又有什么作用呢?生活依旧是灰颓的,如汪文宣的脸色一样。

        汪文宣无疑是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死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其中当然也存在性格弱点。他对树生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一直到最后。但是“爱情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在弱肉强食规律的气氛中只能死亡。”④他由于各方面能力的缺失,造成他精神上的失衡,爱又不能爱,恨又不能恨。“其时,耻辱已变成了一种永恒的状态。”⑤走出去的子君、涓生又怎样呢?“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可是走了后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⑥他不肯“堕落”也不肯“回来”,就只有苟且地活着。

        曾树生的性格更具有复杂性。曾经与汪有着同样理想的她,经历世事后为何却与汪完全相反?“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巴金在自评曾树生时曾说“她从来就不曾为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我以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她为改变这种生活斗争过,甚至是一直都在斗争,只是这种行为表象有悖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难道汪文宣从某种角度说不也是在逃避吗?只是他“心远”,地不能“自偏”而最终“心”屈服于“地”罢了,只是汪的逃避的表现没有抵触中国的传统道德。《伤逝》中的子君甚为可爱,她若成为“花瓶”,涓生就一定一直不高兴吗?与其让子君凄美的死去,不如起来走向新天地,只要不违本心,不失高远之志。曾树生就是这样的人,她走出去了,没有违背善良、也深爱着文宣(并不曾应允陈奉光的求婚)、让文宣“走出去”(一味地报怨的目的正是这样)。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幸福是什么呢?当代学者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的《良知的 弹性》一篇中写到:所谓人类的幸福,也许仅仅只是以对于自由的那么一点向往,尽力抵制制度的单一,冷硬和残酷,求得一点自由的空间,让人性的丰富性得到一点有限的喘息和伸展。……看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有没有改变的希望,也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民众有没有足够的品质、素质和良知用以构成抵制残酷制度的压迫与戕害的弹性体系。曾树生正是这种“弹性体系中的一员,她身背不孝不洁之名而勉强维系这个四口之家,但汪母嫌弃她、文宣懦弱、小宣刻板。她面对这种家境中无爱或有爱难伸的状态,她还会于此久居吗?然而她“地偏心仍远”!

        马斯洛说:“我们发现,在真正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成熟的和健康的人不仅重视真、善、美,而且也重视倒退的、生存的和体内平衡的价值:和平和宁静,睡眠和休息,顺从,依附和安全,防范现实和引退脱身……”,“应当记住,基本的动机是满足已形成的价值阶梯,……施展特殊才能这种高级的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不断满足支持着的,这种安全需要,即使处在不活动状态,它也没有消失。……因此,这些健康的倒退的价值选择,也应当被认为是‘正常的、健康的、似本能的’,等等,象‘高级价值’一样的情况一样。”⑦这段话用在曾树生身上恰如其分。也就是说树生之“高级价值”的实现是需要“安全”来支撑并不断满足的。她的家中如此状况,“安全”何在?她也曾不断地调和与汪母之间的矛盾,力图营造仅有的“安全”的港湾,但汪母固执不化甚至有些迂腐的语言、行为使她冷却再冷却!所以,她只有选择所谓的“逃避”来实现她的“高级价值”。

        汪文宣、曾树生他们都需要安全、从属、亲爱关系和尊重,但每一方只能由对方或他人来满足,即只能来自个人之外。“这种依赖状态下的一个人,确实不能说他统治着自己或支配着自己的命运。他她必须感激满足需要的供应来源。他人的愿望、狂想、规则和规律支配着他她,而且他她必须对它做出让步,以免损害了他她的供应的源泉。在一定程度上,他她必须是‘他向的’。这就是说,他她必须调整和适应,依靠发展灵活性和反应以及改变自己来适合外部的情况。”⑧汪、曾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双方伊始都能从对方满足自身的安全、从属、亲爱和尊重,尽管这些需要是有些“乌托邦”式的。随着社会的动荡,家庭矛盾的日益恶化,这些“需要”动摇了,给予对方的需要局限了,甚而扭曲了,乃至破灭了。不能武断地说他们二人谁先给予对方的需要少了起来,因为之二人的结合之初就预示着结局的到来。也许共同的梦想尚温,但“需要”的确动摇了,因为树生因文宣的“老好”,感到了爱的缺失,这种所有“需要”的根基的缺失!这时陈奉光又钻了现实造成的家庭矛盾中的空子。他向树生展示他的狂想、规则和规律,更以“现实中的爱”为根基,树生怎能不为之动摇过?汪文宣总向汪母表明:树生不是那种人!但树生的那种迫于社会、家庭形成的“真空的爱”对文宣会起到满足“需要”的作用吗?汪、曾之间真正能保存的也许只能是那段旧有的、曾为之不顾一切的纯真情怀!但世事难料,那样至高无上的理想居然在现而今被击得粉碎,那还能有什么不能被粉碎呢?文宣只能想保存着那份旧日情怀,是那样的执着,给树生以自由、幸福,但汪母对他二人之过去又总是鄙薄、冷眼,总是念念不忘、旧事重提。这自然加剧了婆媳矛盾,却也更刺伤了文宣视之如命救命稻草的心。

       汪文宣、曾树生没有像子君、涓生一样不知道爱情的幸福是不能离开社会的解放而单独地实现的,他们是有社会革命的伟大志向的,然而囿于社会的压力,他们一步步走向悲剧的结局。文宣的死是一种最好的解脱办法,树生的“逃避”只是将痛苦的表象冲淡了,同时将更为痛苦的结局的到来拖延一些时日罢了。无论是反抗过的、懦弱的、正在反抗的都要死掉!

       这真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一切都在死寂之中!

      巴金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着或曾有着火热的革命激情的。因为作家的经历与国家命运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上的密切关系,因此对现实生活的人情世态的体品,他能够穿透现象把摸到本质。作者虽没有扛枪作战,却始终有着战士的气质和诗人的修养。

      巴金的创作总是有很高的激情的,然而这篇小说却是另一种风格:凝重、滞涩。作者并没有将主人公放在类似《家》的背景上。如果说觉慧的出走为死闷的大家族添上一笔生命的彩虹的话,那么这《寒夜》中的三个人的世界却永远压抑、痛苦,而丝毫没有解救的办法。巴金在《〈爱情的三步曲〉总序》中说:“我的生活里是充满矛盾的……我却是忠实的,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是的,生命中不能只有激情,但又不能没有激情,还需要冷静,冷静是激情的再整理。“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这是他的战斗宣言。他一直在困惑着、思索着、探寻着。汪、曾即是他冷静思索中的产物。作品中的人物走向末路,然而巴金并没有走向末路,巴金和其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在精神历程中揭示灾难中知识分子的心态,对自己的否定、内省和超越,正像摩罗说:“  巴金是一个在精神上全面觉醒的人,他知道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具有什么品性,他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拥有这些,实践这些”。他的一切著作都是因感受着人间的罪恶而苦恼,为着全世界人类的不幸的命运而痛哭。而且他的每一篇著作都可以给每一个青年人带来一种伟大的心情,一种向光明走去的心情。巴金,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恐怕是谁也不敢加以否认的吧?但,惟其因为是伟大的,所以总是苦痛着的。但丁是这样,鲁迅是这样,而我们的巴金先生也是这样。

       这伟大的作家永未抛弃过他的指斥罪恶咒诅横暴的笔,他永远用他底苦痛的灵魂来使青年感动,教每个青年去怎样爱人,救人。

      总之,巴金在觉悟着民族的灵魂,而使之“向上”“奋斗”这一意义上说,巴金是有着他底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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