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大事件，任何一部近代史都重点论述之乃当然之事，进而近代中国哲学和思想史著作论及洪秀全等人，那么，洪秀全的学识及思想如何呢？
洪秀全酝酿起义之际，撰写了《太平天日》、《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还有《十款天条》（可能是他与冯云山合拟的），再就是金田起义以来他不断颁发的天王诏旨，最重要的就是建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不知是谁的手笔）。了解洪秀全的学识及思想，除了他的作为而外，这些是最主要的文件了。
这些文件的大多数，对人既无思想之启迪，也谈不上文采，毫无文章魅力，读之如同啃一枚酸果。笔者硬着头皮啃了啃的感觉是：东拼西凑，文词粗鄙，缺乏理性，不合逻辑。
洪秀全是反孔的，他创拜上帝会后亲自砸毁塾中孔子牌位。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毁孔孟之书砸孔庙之事不胜枚举，有人认为“此犹从来叛逆所不敢者”，“自古流寇毒祸，未有如是烈者”。太平天国始则不准读中国古籍，“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后来准删改后阅读，如|“上帝”前面必加一“皇”字，《诗经》中“荡荡上帝”改为“荡荡皇上帝”，《论语》中“夫子”改为“孔某”，“子曰”改为“孔某曰”，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洪秀全只是假托上帝说“孔丘所遺传之书”“甚多差谬”，并描绘孔丘受到上帝怒责鞭挞而哀求讨饶，至于其书谬在何处却不指出。洪秀全反孔是为了捧出“天下大共之父”的上帝这个独一无二的神而作的一种姿态，他对孔孟之道不仅仅没有理性的审视，相反，如“三纲”、“忠怒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腐朽思想在他自撰的文稿和颁布的诏旨中比比皆是。他也说到历史，认为中国上古之世众人即信奉了西方的上帝，“自秦政出，……祀虞舜，祭大禹”才把事情弄坏了，不啻胡说八道。我们的祖先何能不祀虞舜祭大禹呢？难道能够叫他们去敬拜根本不知道的西方的上帝吗？至今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也不多。他说到秦政时汉武时，对其利弊得失竟无一语，只说及当时怪人诳言，他似乎对怪异之书，阴曹地府之类的书更有兴趣。他似是反对君主专制的，“何得君王私自专”，他同时也反对农民起义，“黄巢李闯安在哉”！他认为“聚党横行天不佑”，他本人又是聚党横行的最大首领。他认为“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他又开口清妖闭口鞑子。他痛诋佛教，又说什么“罚落十八重地狱受永苦”，这十八重地狱之说不是来自指教吗？他没有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常常是随心所欲，信笔涂之。他也有根本的一条：跟我走的就是英雄好汉风光快活；不跟我走的就要被蛇虎所伤，受苦受难。他的《原道救世歌》是蹩脚的顺口溜，如什么“自古杀人休养自己，谁云天下眼不恢恢？自古救人救自己，灵魂超拔在天台”之类，除了酸腐的说教，乏善可陈。《十款天条》摹仿基督教西奈山的“十诫”，原第九诫为“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洪秀全将之变为“不好讲谎话。凡讲谎誔鬼怪奷诈之话，及讲一切粗言烂话者，是犯天条”。这一改旨趣大变，更见东西方思维方式之差异。
任何一次革命，大体都是从对现存祔的理性批判开始的。稍早于洪秀全的龚自珍对君主的专制制度从根本上发生了怀疑（更不要说早于他们二百年来的黄宗羲已提出非君思想），对清王朝“万马齐喑”书面的描述刻画极为深刻，而开一代风气。他提出的“衷世说”、“兴王说”打动了许多读书人的心，他生前死后有许多“龚迷”热读他的诗文。龚自珍的友人魏源，对清王朝病入膏肓也论述得痛快淋漓。稍晚于洪秀全的郑观应写出《盛世危言》，更不要说康梁诸人了。洪秀全对清王朝作了何种批判呢？很难找出他这方面像点样的文字，倒是《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可以算是批判清王朝的文告，也是愤懑有余理性不足。这篇檄文说，“满洲肆毒，混乱中国”，“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尽弥天罪孽”。具体是些什么呢？反对令汉人削发，反对改衣冠服饰，反对把语言“造为京腔”等等。比较重要的是下面这些内容：“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便剥民脂膏，士女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这个檄文一方面指斥清王朝的弊政，一方面煸动民族仇恨。如这样一些内容：“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这些言词乖情背理，太离谱了。满清入关开始，许多人都重视“夷夏之辨”，渐渐的有些人不重视了，龚自珍就没有“夷夏之辨”的思想，他只是反对歧视汉人汉官。清末的革命者多有借助民族情绪者，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这未尽科学 。这个檄文中的“扫除妖孽，廓清中夏”，到孙中山手上变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孙中山要建立的是民主共和国，与洪秀全再建一个专制王朝不可同日而语。
太平天国“破”的方面不过尔尔，“立”的方面又如何呢？这就要说说《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制度说到田分九等，如何按人口分田等等，且不说在紧急的战争时期不能完全实施，这个制度从根本上说也不是平均地权的土地制度，而是军事政治制度，五家设伍长，二十五家设两司马，四两司马上设卒长，然后是旅帅、师帅、军帅等等直到天王。判断讼事，升贬官员，均按此逐级上报。尤可注意的是此制度中的圣库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是虚的，实的是“余则归国”、“国人人不受私”，是对从人尽量剥夺，取缔私有，实质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此种主义在世界各地（如红色高棉）的结果如何，也不必再费笔墨。如此，洪秀全“迎闯王不纳粮”这样的民谚口碑也没能留下，就毫不奇怪了。有人说，洪秀全是留下自己著作的农民阶级的哲学家，真是太抬举他了。
（文/靳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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