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实在是很郁闷！他并非是一个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的君主。身处战国争雄的年代，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他的心不能不被感染，不能不被时代的风云所激荡，堂堂七尺男儿，岂能无建树？虽说不上“宵衣旰食”，但自认为对于国家也算得上“尽心焉耳矣”，你看“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但是让梁惠王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竟然发生了，“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者，然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这就好比一个勤奋耕耘的农民到年终发现自己并不比那个偷懒的邻居收成好多少，确实，这让人挺郁闷的。
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先看看梁惠王所谓“尽心焉耳矣”的目的是什么，很明显是为了“民多”。在古代，“土地和人民”意味着财富和权力。“王好战”一语显明了梁惠王称霸天下的野心，民无非是实现自己称霸野心的工具。因此，梁惠王的“移民”“移粟”和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的差距实在不是可以道里计的。对于百姓来说即便不是死于灾荒，也将被梁惠王驱使争战于野，或成为可怜的无定河边骨，或有家不能归。总之，梁国百姓横竖难逃一死，毫无生之乐趣！百姓既然失去生的希望，又怎么会人丁兴旺呢？所以孟子指出梁惠王和其他君主的差别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同时也宣告了梁惠王的霸道之路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此路不通，路在何方？孟子顺手端出他的一盘拿手好菜：“王道思想”。那么何为“王道思想”呢？孟子认为必须所先做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如能如此，那么百姓就不仅能吃饱，还可以吃好，进而安居乐业了，但这样还仅仅是“王道之始”，可说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作为君王，还必须秉承“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治国理念，因此就要求君王具有大的气魄，无畏的勇气，充足的智慧让全国的百姓都拥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从而让“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在此基础之上，还需施行教化，从而达到让人人拥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那么就会“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苟能如此，孟子认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及至此，孟子似乎给人类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然而历史却跟孟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梁惠王的追随者代不乏人，而孟子的金光大道却从未降临人间，永远只停留在地平线上向理想主义者招手。当公孙鞅西入秦“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秦孝公客气地告诉他“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悒悒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转过身，秦孝公却对推荐者宠臣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碰壁之下，公孙鞅立马改弦更张，以“强国之术说君”，结果“君大说之”。于是就有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秦国大治，并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如此看来，商鞅不仅把孟子所谓的“死胡同”改造成了阳关道，而且为后代君王所效仿，不是说“百代皆行秦王制”吗？可见商鞅完美解决了梁惠王的困惑，不知孟子面对这样的历史进程会说些什么呢？能说些什么呢？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商鞅似乎比较圆满的解决了梁惠王的疑问，却无法解决秦始皇“万世一系”的心愿，不可一世的赫赫秦王朝，竟然二世而亡了。可见商鞅的药方虽然有效，却蕴藏着致命的毒素，一旦发作就无药可治了。煌煌二十四史既见证了商鞅的天才，也见证了商鞅的悲哀。商鞅的成功力本身就埋藏着失败的因子。今天，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回望回望二千余年的历史，我们怎能再唱着那古老的歌谣呢？历史让我们再一次思考梁惠王之问，再一次审视孟子和商鞅的异同。
史学大家司马迁的眼光何等老辣，他一针见血的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人性，人性是不可以消灭的。任何试图消灭人性的努力，最终带来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狱，这已被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了。孟子是顺应了人性，满足百姓的利益，最终也将满足君王的利益。可他的问题是需要时间，特别需要君王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谋取长远的利益，可绝大多数人是现实的，美丽的蓝图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诱惑。“安能悒悒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秦孝公的话说出了大多数君王的心思。商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找到了能够同时满足君王和百姓利益的策略，于是历史的天平就此倾斜了，孟子淡出了政治舞台，而商鞅粉墨登场了。商鞅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国君不和民争利，但君民一心向外争利。在国内反而尽可能做到赏罚分明，公平公正。这样的国家必将上下同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一旦和那些与民争利的国家战斗，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说六国的失败首先是思想上的失败，因为六国的智谋之士无法提出新的思想来与商鞅的思想抗衡，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了。纵观世界历史，历史的进步首先体现在思想的变革中，而后才体现在各种形而下的制度建设中。
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可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有高贵的坚守，维系人性的尊严。我们也不否认有这样伟大情怀的君王。最近的例子就是我们的邻居尼泊尔国王强迫国民实行君主立宪，因为他说他可以做个好国王，但他不能保证尼泊尔世世代代拥有一个好君王。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君王，一位永垂史册的伟大国王。然而这样的国王到了中国古代会怎么样呢？会想孟子所说的那样王天下吗？历史给出了答案，却大大出乎孟子的预料。相传历史上徐偃王以仁义治国，对诸侯和百姓均以仁义相待，有不少诸侯向他朝贡臣服。后来周穆王命造父联合楚文王进攻徐国，徐偃王怕伤及无辜，主张仁义不肯战，遂败逃，数万百姓感其义而跟随。据说徐偃王临终前感叹历史的无情和命运的捉弄，曰：“吾赖文德而不修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徐偃王是君子，君子都是有人格操守，坚守道德底线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决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致百姓于险境。所以历史上，君子往往都不过小人，原因盖为此吧。更何况，百姓大多是现实主义者，面对楚王的利诱，大多会放弃抵抗，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人性的悲哀。在没有伟大思想诞生之前，孟子的理想永远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
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剧中，我们在枭雄们逐鹿中原的时候，无不可以看到商鞅的灵魂在飘荡。在王朝覆灭之际我们也总能感受到那种如商鞅车裂而徇的惨烈。真是成也商鞅败也商鞅！那么商鞅失败的因子是什么呢？
当“秦王制”在向外争利时可以达到“君民一心”，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然而当天下定于一尊，格局已变，“君民一心”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它的反面----“与民争利”。因为“秦王制”本来就建立在满足人利益的基础上，故在制度设计上压根没有考虑过如何防范“与民争利”。随着共同向外争利时代的结束，由于人性的贪婪，制度的缺失必然导致“与民争利”现象无法遏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进而演变为整个官僚体制与民争利，最后走上官逼民反的不归路，历史因而不断循环。我们不由概叹自春秋战国以降，二千余年，国人思想的贫乏，智慧的缺失，让中国人一直走不出历史的迷雾。
儒家文化自从孔子开始就以“帝王师”期许，等而下之就沦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眼睛只朝上，却不接地气，形成依附性人格。一旦不被统治者接纳，才大者或以死相谏如屈原；或沉迷酒色，放浪形骸之外如李白。更多的只能哀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了，如孔乙己，成了他人的笑料，完全被边缘化。秦以后我们很难看到所谓“大丈夫”人格的君子之儒了，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孔子周游六国欲做帝王师却碰了一鼻子灰，首开私学，却深刻影响并塑造中国人的生活。孔子眼睛向下，目光对准学生，接了地气，儒家文化爆发了惊人的活力，而他自己也了一代圣人。孔子以他的高尚人格魅力，言行一致的生命见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情怀征服了无数中国人的心。今天我们需要一场属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让儒家文化走向现代化，进而成为国人的精神支柱，那么我们需要从孔子那里再出发，我们需要比孔子走的更远，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我们要把目光从远眺和仰望中收回来，关注我们周围的生活，关注我们的家乡。以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怀来做入世之事，真切践行“仁者爱人”的儒家信仰，帮助我们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让儒家的思想和文化与最坚实的大地发生最直接的联系。民国年间，一代大儒梁漱溟曾经力推“乡村建设”，成绩斐然，实为儒家文化现代化的一次有益尝试，可惜战乱让它昙花一现。今天重新研究“乡村建设”的意义很有必要。
真正的君子之儒一定具有宗教家般的情怀，眼睛向下，行走在大地上，在乡村，社区，建设中不计功利，默默耕耘，使他们形成一个个生命共同体，并进一步作制度创新的探索。那么我们也许能够回答梁惠王的疑问，告别商鞅的幽灵，实现孟子的宏伟蓝图。
徐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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