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宋代民间文学的迅速勃起，它是跟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连的。我记得以前咱们说过，当时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以及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等大城市，人口都在不断增加，地域规模也达到了相当水平。比如北宋的都城汴梁，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各类店铺有6000多家，人口已达到百万以上。南宋的都城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内贸和外贸更是非常发达，临安城里当时总共有400多个行业，绝大多数是消费性的，人口最多时，曾达到120多万，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际化大都市。
有人说，劳动创造文学艺术，可文学艺术有时也是闲出来的，因为不光创作者需要有闲工夫，欣赏者也得有闲工夫。随着两宋商业的发达，市民阶层逐渐扩大，人们对文娱生活的要求更加迫切了。虽然在宋代以前，也曾有说唱艺人下乡演出，但市民阶层与农民相比，毕竟闲暇工夫更多了，人群的聚集功能也增大了，于是丰富多彩的“瓦舍伎艺”也就在宋代应运而生了。啥叫“瓦舍”？就是大型综合游艺场所，又叫“瓦肆”“瓦子”。“瓦舍”里有专门演出各种戏曲、杂技、说话的戏院，叫做勾栏。瓦舍勾栏的出现，说明多种民间艺术已开始在固定场所演出，形成了文化产业，只是不知道那早晚是否成立了文化企业集团或是文化托拉斯。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当时的北宋都城汴梁“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在这些瓦子里有演小曲的，有演杂剧的、有玩影戏的、有玩傀儡戏的，还有说唱诸宫调的。可谓十样杂耍，样样齐全。
南宋都城临安的瓦子勾栏更多，瓦子演出的技艺有50多种。城里有南瓦、北瓦、大瓦、中瓦、蒲桥瓦等，城郊结合部还有20多个瓦子。其中北瓦最大，里面有20多座勾栏，有两座勾栏是专说史书的，还有一家叫小张四郎的勾栏，是以艺人的名字命名的。至于那些，无名的或过路的艺人，根本就进不了勾栏，只能在广场上耍把势卖艺。早先这叫 “打野呵”，后来又叫“撂地儿”，“雨来散”。啥意思？就是在空场上撂地儿就唱，为嘛又叫“雨来散”呢，这您还不明白呀，唱着唱着大雨来了，你还不赶快散了，还在那儿听他“白话”呀？
提到“相扑”人们都以为是日本的国粹，其实它跟茶道一样也是中国传过去的。早先叫“角抵”或“争交”，到宋代才有了“相扑’之名，而且女子相扑在当时的东京汴梁堪称一绝。
当时的女子相扑多安排在男子表演前边，主办方的目的很明现就是为了靠她聚敛人气。“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这些香艳而粗犷的艺名非常吸引人，再加上这种有力度的胴体秀想不叫座都难。
话说嘉祐年的正月十五，宋仁宗带着后妃到宣德门广场与民同乐，无意中发现了火爆的女子相扑。一下子“女飐”们的胴体秀立马牵动了皇上的龙头，当即指示赐银绢予以奖励。但这却激怒了司马光大人，他认为皇上对这种很“黄”很“暴力”的“裸戏”不仅不取缔，还跟后妃一起观赏，实在有伤风化。于是他就递上一道《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折，对皇帝的“不检点”行为提出严肃批评。仁宗心说，都说正月十五上元日是中国的情人节，狂欢节，我作为天子与同乐有嘛不对？可这位司马牛就是抓住不放，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开展一次集中“扫黄”，并加强对整个娱乐市场的管理。这样风行一时的女子相扑就渐渐销声匿迹了，最后连男子相扑也受到了牵连，不得不看着日本人发展成了国粹。这事真是比窦娥还冤哪！
两宋时代，瓦舍里最兴盛的就是说话和戏剧。那么啥叫“说话”呢，说话，就是讲故事，相当于眼下的评书。古代人把说故事叫做说话，这个词儿，在隋唐时代就已出现，后来人们又把讲历史故事叫做说古话，把说小故事叫做说小话，眼下我们不是也把说逗乐的故事，叫做说笑话吗？至于吹牛说瞎话，就不包括在“说话”的里面了。
说话，这个词儿虽然在隋唐时代才开始出现，可是讲故事这种事儿却是古已有之了。鲁迅先生在讲到小说的起源时，曾有个精辟的论述“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咏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须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就是小说的起源。”到了宋代“说话”已从乡村的“彼此谈论故事”发展到了去城里卖艺吃饭，成就了勾栏瓦舍里的一个专门职业。眼下在这一行混的人都成了艺术家；电视里晃来晃去，被称为老师的也是这些人，真正的教书先生反而靠边站了。
早先，说话人讲故事，只是根据传说，口口相授，没啥文字记录。后来随着说话人的增多和说话题材的逐渐扩大，为了便于讲述和传授，就产生了用文字记录的本子。它是专供说话人用的，所以称为“话本”，那意思就像眼下的话剧、电影、电视剧的剧本一样。
话本小说不同于以前的文人笔记小说，在唐代就已出现，到宋代渐趋成熟，可以说是一种地道的民间文学。南宋时还出现了作家组织叫书会，不过那早晚的书会可没有行政级别，写字就等于耍手艺，要是来几个省级、厅级作家写啥羊羔体、宫廷文学，估计两天就得饿死。比如，京城临安的作协则叫“雄辩社”。书会里的先生也叫才人，专门负责编写剧本和话本，前店后厂，薄利多销，一出炉甭等放凉了，就拿到勾栏里去献演了，那叫一个快。
至于“说话人”讲述的内容，那可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刚才说过，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很发达，总共有400多个行业，人员成分十分复杂，他们当中有行商坐贾，手工艺工人以及为人家站柜台刷盘子的打工仔，当然也有贵族公子哥。但是说话人的话本，主要是满足城市下层百姓的喜好，贵族到瓦舍勾栏里听书看戏，安全保卫不好做不说，坐长了里面的味儿您也受不了。所以为了使下层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话本必须选择贴近听众的形式，描写的生活最好也跟百姓保持零距离，套一举时兴话儿，这叫：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瓦舍里的说话人，所说的故事情节脉络清楚，爱憎分明，像什么意识流、无标点小说，千万别在这地界儿显摆，回头您在那说半天话一个标点没有，自己不憋死，听众也得气死。
瓦舍里的“说话”，包括讲经、合生、小说、讲史等四家。所谓讲经顾名思义，就是用市民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佛经故事；合生呢，大概跟现代相声近似，故事性不强，但形式灵活；其中最重要的是讲史和小说。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时，在都城临安专门讲史的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陈进士等20多人，专门讲小说的有蔡和、朱修、李公佐、张小四郎等50多人。
这里的“小说”，其实专指短篇小说。原名叫银字，最早还有乐器伴奏，有说唱文学的痕迹，慢慢就形成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因为它是从现实中取材，形势短小精悍，内容新鲜活泼，所以市民阶层很喜欢。现存的宋元话本小说，包括《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清平山堂话本》的大部和《三言》中的一小部分，约有40多篇左右。
《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是两个成就较高的宋元小说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璩（瞿）秀秀是裱褙铺璩公的女儿，被咸安郡王买去做养娘。在郡王府秀秀爱上了碾玉匠崔宁，双双逃到潭州安家立业。后来因郡王府的郭排军告密，两人被抓回，秀秀被处死，可她的鬼魂仍跑到建康府跟崔宁同居。最后，疾恶如仇的秀秀鬼魂，惩处了那个郭排军，就像小品《不差钱》里所说的那样，做鬼也忘不了你。
小说通过对咸安郡王的刻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本性，斥责了官吏的贪赃枉法，表现了秀秀为爱情而斗争的执著，对下层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和迫害，表示了深切同情。咸安郡王似乎就是名将韩世宗，他抗金有功，但生活上却不够不检点，虽然大将纳妾在南宋是很普通的事儿，可韩元帅做得也太不靠离谱了。他在妻子梁氏死后，为了解除郁闷，经常去部将家去蹭饭，还公然向人家的妻女索取性贿赂。部将呼延通因为咽不下这口气，被逼自杀了。因为那早晚这事儿也不能拿到网上去晒，所以就编进故事里来讽刺，至于点击率有多少，我就没法给您考证了。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新潮女孩周胜仙，在东京汴梁的金明池，遇上了男青年范二郎，便以跟卖水人吵架为由，把自己的出身履历详细地介绍了一番，公开表示了对范二郎的爱慕之情。俩人定情以后，她父亲却嫌范二郎家门第太低，不同意他们结婚，可小周姑娘就是不肯屈服。为了追求范二郎她死过两回，甚至做了鬼还要和情人去相会。最后周胜仙在五道将军的帮助下，将范二郎解救出狱，致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其他的小说作品，比较精彩的还有小说《至诚张主管》，写一个白发老员外的小夫人，为了自己的“性”福，突破封建礼教束缚，主动追求员外铺子里的主管经理张胜，但至诚的张主管却在老娘的阻拦下，拒绝了来自财色两方面的诱惑。
看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今后老板要为自己家的企业寻找CEO，一定要加上防止后院着火这一条。张主管要不是有老娘进行道德把关，他这个CEO就真的变成集团董事长了。CEO变成董事长工作卖力不说，工资也可以不涨，不过得先把自己的老婆赔上！
宋代瓦舍里的说话人，在讲述故事时，使用的都是市民阶层熟悉的口语，话本也是根据口语风格创作的白话作品。它们利用人物的行为、对话乃至细节和心理描写来表达人物的个性，塑造出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璩秀秀和周胜仙对爱情的态度，老员外小夫人追求幸福的选择，其实都表现了宋代新兴市民阶层，跟农民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
比如话本《乐小舍拼生觅偶》写一个叫乐和的男青年，长期追求美女顺娘，很长时间都没有得手。一天乐小舍听说顺娘前去钱塘江观大潮，于是就尾随而来。他来到江边一看，只见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突然大潮打来，正在江边观潮的顺娘，一下子成了失足女青年。乐和一看千年等一回的机会终于来了，立刻奋不顾身地跳下江去救人。
乐和本来就不会游泳，所以跳下水后，立刻就牺牲了自我。后来在渔民伯伯的帮助下，俩人才同时被救起，捞上来一看他们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再也不能分离了。顺娘他爹心想：都说人定胜天，看来大自然的力量还真不能把他们分开，这事儿不同意也得同意了。乐和他爹心里更明白，自己这傻儿子，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冒险精神，解析了一道世界性难题：亲爹和情人一块掉进江里，他会先救谁？答案很简单：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亲爹扔一边，去救自己的情人。
不用解释，讲史就是讲述历史故事。讲史与前面说的小说的主要区别，一是题材单一，光讲前朝历史；一是篇幅较长，都是长篇小说。您想啊，那早晚的演艺界人士也不傻呀！遇到一个好题材，得研究研究，如何抻长了，熨平了，拴扣子，抖包袱，勾住老少爷们，大妈大娘，好多赚点票房阿！就像眼下的电视剧里的爹娘，养个孩子长大一查血型准不对，为了闹清这事儿一整就是30多集，完了还能整出三对爹娘来。要不那会儿的演出场所，叫勾栏呢？勾栏，勾栏，就是勾住人多听书看戏，勾不住就在门口拦着，不给钱甭打算走！
至于，现存的宋元讲史话本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等。
《新编五代史平话》说的是宋代以前，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兴亡故事，表现了寻常百姓，在长期战乱中的非人生活。话本对“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和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的发迹，描写的都比较生动细致，是进军奥斯卡拿大奖的电影原始版本。
《全相平话五种》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和《三国志平话》。对于这些平话，我不想过多的解释。他们大多遵循的是“七实三虚”的原则，根据正史，外加一些民间传说演义而成。这些平话刻画出了历代帝王的不同嘴脸，比如：纣王的荒淫无道，秦始皇的凶狠残暴，刘邦的无赖薄情，曹操的虚伪奸诈等等。这倒有点像眼下的全民讲史，讲史的话本呢，就是这些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他们的水平自然比不上电视讲坛上的各路专家，没有播出提成，也不搞签名售书，很难快速打造出身价千万、百万的文化巨星来，也就是哄着下层百姓找找乐。
《全相平话五种》中成就最高的，当然是《三国志平话》，它已具备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主要情节和基本倾向。《三国志平话》里最可爱的形象是张飞，他勇敢、正直、对恶势力毫不妥协：常侍官段珪要向刘备勒索30万贯金珠，他挥拳把段珪打得唇破齿落；定州太守无端辱骂刘备，他就杀了定州太守；督邮逼迫刘备横征暴敛，张飞就鞭打督邮致死，事后还上太行山参加了游击队了。可见民间版的《三国》是把张飞当做农民起义英雄来描写的。在宋元时代的话本里张飞成了勇敢、直爽的典型，后来《水浒传》里的李逵、《说岳全传》里的牛皋、《隋唐演义》里的程咬金，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刻画出来的，或者说他们都是张飞式的草根英雄。
民间版的《三国》中的诸葛亮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也很不一样，评话里把他说成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庄农。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那早晚的说书人，就是把老百姓所能想到的智慧都加在他身上，不要版权，不收稿费，为的就是找个乐子，玩吗！不像文人笔下的诸葛亮，不到二十就成了正高职称的专家，虽说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宅男，却天下事无所不知，别人成天上网都不如他获取的信息多。正像鲁迅先生批评《三国演义》时所说的那样：“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啥意思就是说为了塑造诸葛亮全知全能的形象，都把他包装成来无踪去无影的妖道了！
《大宋宣和遗事》已有了晁盖智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和怒杀阎婆惜等主要情节。末尾还说到张叔夜招降梁山好汉，“后谴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的事。虽然所叙述的故事，情节还比较简单，起义英雄也还只有36人，但梁山泊的故事已具雏形，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风貌，是现传水浒故事的最早话本。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叫《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全书叙述的是高僧玄奘与白衣秀士猴行者，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天竺也就是印度，取回真经的故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有了明代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的大致模样儿。
瓦舍勾栏里演出的戏曲，主要有杂剧和讲唱戏。
杂剧又称滑稽戏。内容针对当时社会现象，以滑稽讽刺为主。形式上偏重于念诵和对白，到了南宋时才有歌舞或故事表演，在民间广泛流行，发展到元代时达到了顶峰。
讲唱戏有鼓子词和诸宫调。鼓子词是一种叙事体的讲唱文学，有歌唱有道白，只是没有舞蹈。诸宫调流行于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是用曲调来讲唱长篇故事。新中国成立后，在山西侯马的金代墓葬中，发现一座戏台的模型，戏台上有五个涂色的砖俑角色排成一列，正在作场。说明诸宫调的演唱在金朝还是比较流行的。现在流传的完整的诸宫调，有董解元的刻本《西厢记诸宫调》。
从北宋末到南宋时期，在我国南方还流行着一种南曲戏文。它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所以又叫“温州杂剧”。根据留存下来的南戏本子来看，这些东西绝大多数属于民间文学，也有文人根据民间传说加工创作的。这种南戏就是运用民间的歌谣，再吸收鼓子词和诸宫调发展起来的。比北方流传的杂剧更加生动活泼，能自由地展现人物的思想感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方城市经济繁荣和城市人民生活的丰富和多样化。
南戏由于来自民间，是一种平民艺术，所以艺人们很多都着眼于谴责负心郎的题材，因此在都市的市民阶层中，产生很大的轰动效应。元代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说：“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明代的大文人徐渭在《南词叙录》一书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祝允明在《猥谈》一书中更明确地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以上资料足以证明《王魁》与《赵贞女蔡二郎》二剧，确是早期的温州南戏。稍后在杭州等地陆续出现的一些主题相仿的剧目，有《陈叔文三负心》、《张协状元》、《李勉负心》、《王魁负桂英》、《欢喜冤家》、《莺燕争春》等，共是六个剧目，无一不是以谴责负心郎为主题的，已具有了明显的道德批判精神，表现了寻常百姓的好恶标准。
以谴责负心郎为主题的南戏，故事情节更加丰满了，角色也增多了，标志着南宋时代我国戏曲艺术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在南宋和金人对峙的时代，南方的南戏和北方的杂剧并行发展，为后来元曲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它留下的一些故事逐渐演变成了戏曲《秦香莲》和《铡美案》，至于陈世美的原型，我们在前边已说过另有其人，不过王魁和蔡二郎的形象也都有陈世美的影子。一个传之久远的艺术形象，往往是老百姓历经百年创造的结果，在这方面宋代的民间文学艺术表现的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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