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当蔡元培在辜鸿铭之后三十年来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的大名在莱比锡已经无人不知，俨然东方文化的代言人，以至于西方人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这也许是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后力排众议礼聘这位学长的原因，因为那时的辜鸿铭大概是全中国唯一一位世界性的学者。在北大，罗家伦曾经上了三年辜鸿铭所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几十年后，他对辜鸿铭第一天来上课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
我记得第一天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鸿铭所谓的“约法三章”其实无非两个意思，一是强调学生的尊师重道，当时很多北大学生恃权恃钱恃才而傲物，加上一些人以半桶水的西方民主平等思想自诩，妄自尊大，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辜鸿铭此举就是告诉学生，这里是中国，师道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线。
二是指明背书这种看似最笨拙的办法是学好外语的最佳途径。辜鸿铭早年学外语时靠的就是一个“背”字，他的义父布朗先生在教他学德语时，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让他跟着自己把歌德的长诗《浮士德》一五一十地背下来，少年辜鸿铭一开始深以为苦，但很快德语水平一日千里，让他领受到了背书的无穷妙用。后来他又如法炮制背下了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让自己的英文水平更加精进，此后他学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建立在死记硬背的基础之上。直到老年时辜鸿铭仍然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弥尔顿长达六千语言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当过他学生的凌叔华曾亲耳恭听，佩服的五体投地。
辜鸿铭极赞成中国私塾的教授法，认为小孩子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到背诵如流水的地步，以后自然会融会贯通。他曾感叹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有人问他学外语的方法，他就说：“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作根基。”
其实，背名著不仅仅是学一门语言，也是和一个国家文化的亲密接触，学的是技，更是道。辜鸿铭教授外语的方法可谓大巧不工，但是正因此也容易大音希声，今天那些捧着英汉词典的学子们，有几个能静下心来背一背弥尔顿的《失乐园》？
不过，上辜鸿铭的课，学生们最怕的不是背诵，而是翻译。老辜最喜欢拿一些中国的古诗古文让学生翻译，比如让学生把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让学生苦不堪言。老辜自己又眼高于顶，寻常的翻译免不了要挨骂，这可真难为学生们。辜鸿铭一急，往往要自己“下水”翻译，拿给学生看。有时辜鸿铭也会让学生把英文诗翻译成中文。
辜鸿铭的辫子在北大校园里实在太显眼，罗家伦曾跟同学开玩笑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不过，没有人一个人敢出这个名，辜老先生往讲台上一站就是一种巨大的气场，让人只能仰而视之。
辜鸿铭无疑也知道学生们对他顶上这根辫子的猎奇心态，一次上课时他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台下的学生闻言一片静默。
其实，这位看似严肃的辜老先生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他教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跟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原来所谓的“洋离骚”是弥尔顿的一首哀悼朋友落水而亡的抒情诗。
据说辜鸿铭讲课到得意处，一把年纪的他也会忘形，或者一展歌喉唱段小曲，或者从怀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其形象让人捧腹。
另外上辜鸿铭的课听他臧否当世人物也是一大享受，老辜喜欢骂人，素来以铁嘴铜牙闻名的他骂起人来用词往往令人拍案叫绝。袁世凯复辟的时候，老辜正在北大上课，当时他站在讲台上，从第一分钟骂到最后一分钟，学生们在下面拼命鼓掌助兴，下课之后这些骂语犹能绕梁三日。
辜鸿铭在北大一向独来独往，很少与人交往，因为北大能入他法眼的人实在没有几个，北大那些新文化运动的诸君子在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辜鸿铭眼中更是不值一哂。他批评胡适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就连北大那些处处高人一等的洋教授们见了辜鸿铭也不得不屏声敛气，生怕得罪了这个灶王爷。有一次，一位新聘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无意中看到这个头戴瓜皮帽拖着小辫子土头土脑的老头子，不觉为他的怪模样失态发笑。辜鸿铭并不生气，他走到这个英国教授面前，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国教授一惊，忙答：“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改用拉丁语与他交谈，这位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丑态百出，辜鸿铭道：“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急忙逃之夭夭。
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虽然精通多门外语，但与国人交谈时，一般不参杂外语单词，以此表示自己不数典忘祖。
整个北大只有一个人是辜鸿铭最佩服的，那就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校长。辜鸿铭曾经在教室里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向当局提交辞职信，教授们集体挽留校长，辜鸿铭也积极响应，但是他的理由却让人哭笑不得，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到了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经费以及行政干预教育愤而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前往欧洲。辜鸿铭为了表示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就此离开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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