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时期的小说在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记述了许多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的故事。细探其中却发现中国人的神仙信仰具有功利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名士对小说的态度及小说在文献中的地位，
二.志怪小说产生及盛行的原因和背景。中国人是讲究实际的，带有极其浓厚的功利色彩，完全不如西方信仰上帝那样虔诚专一。
关键词：志怪小说；神仙信仰；功利性；
魏晋时期的小说在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低位，这时期的小说上承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下启隋唐传奇戏剧，对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有一定的反映。其中许多作品宣扬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不乏看到“恶鬼被惩，人战胜鬼”的故事。如：
葛洪《神仙传》中《壶公》一篇“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自于公，故总名‘壶公符’”。壶公神秘无人知其身份，而他的徒弟费长房则是一个对仙道极其笃信的人，只因最后一关面露难色而被放回家。归家之后“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常呵责嗔怒，问其故，曰‘嗔鬼耳’”，鬼得罪了他，被整治地叩头流涕，仍不放过，最后鬼是一头绕树而死。
与费长房一样能捉妖治鬼的还有董奉（《神仙传》）、葛玄（《神仙传》）。这两个人都能治病求风雨亦能捉妖，鬼怪都向他们求饶。在中国，做鬼怪神仙远不如西方宗教的主神那般至高无上，随时有被“解聘”的可能。
除治鬼捉鬼之外，还有劝诫人们要破除迷信，不可盲目相信成仙传言。如：
《蟒气》（《博物志》）、《王周南》(《幽明录》)就告诫人们要头脑清醒目光敏锐，不要受迷惑，冷静的去揭示事情的真相。
志怪小说题材来源于俚俗，是下层人们对现实不满地表达，暴漏了统治者的丑恶，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如：《干将莫邪》（《搜神记》）斥责了封建统治者的自私的罪恶本质，歌颂了劳苦大众的反抗精神，通过神话的形式，表达了对统治着复仇的愿望，给人以希望。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名士对小说态度可看出志怪小说地位不高，人们对其相信度不高。志怪小说只不过供人们娱乐消遣的资料。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晋朝史官，虽然其所修《晋史》中有零星的带有奇异色彩的内容，但《搜神记》并没有编入史书中。干宝在《搜神记序》中称“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从中可看出，志怪小说不过是游心寓目的娱乐工具，无法与正史相提并论，属于上不的台面的“下里巴人”。
《三国志?魏志》中记载“太祖遣（邯郸）淳诣植，植初得甚喜，延入座，不与先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敷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为淳曰‘邯郸生何如耶？’于是乃更著衣帻整衣容，与淳评说浑圆造化之端……” 嬉戏娱乐时不拘小节，事关军机大略则严肃以待。才高八斗的曹植可说可写志怪题材，却不会给其抬高地位，因为他不止是一介文人，更有将相之图。
志怪小说在当时的批评文献中不占有一席之地，曹丕的典论文献中没有关于小说的只言片语的评述。文学评论家刘勰对魏晋子书写作的小说化的倾向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他看来这是子书流于歧途的表现，这些小说都是荒诞不经的，是文士的败笔。属于小道消息的小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距过远，难以被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统文人所雅正，自然也难进入正统思想。
从志怪小说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中可看出中国人的信仰具有功利性。
魏晋时期继承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志怪小说在这一时期发展开来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紧密相连。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少数民族仍旧虎视眈眈中原大地，各地区有实力的军阀政治家们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与中央分庭抗礼。灾荒伴随着动乱而至，这两个“孪生兄弟”把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统治者还在大肆的压榨人民，使得人民无法忍受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憎恶这个动荡的社会。鬼怪盛行就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写照，作恶的人却比鬼还要可怕。朴素的劳动人民痛恨这黑暗的社会，渴望能够有特殊能力的人或是有正义感的神来帮助他们。志怪小说的作者们委婉曲折的表达了人们的斗争精神和生活理想。
志怪小说承袭了远古神话的部分内容，从远古神话中汲取题材。而这些神话大都讲述的是古代原始生民与自然作斗争以求生存的故事，带有神奇色彩。志怪小说把这一内容加以融化，表达了魏晋时期人们对自然的思索。人们夜观星象，便认为那里有一个比人类居住的地球要圣洁得多的世界想寻求通往这个世界的方法途径。当人们无法实现时，他们就只好在志怪小说中寻找灵魂的安慰。
巫术思想和巫文化是志怪小说的又一来源。巫文化在史前就具有一定的地位，它伴随着各民族走过了史前与史初，并且积淀渗透在各民族文化中。志怪小说把巫术描写得绘声绘色，也寻找了破解巫术的办法。
志怪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是多源头水流的聚集，原始的宗教崇拜，对祖先的怀念，对死亡的恐惧和来世的希冀，加之外来宗教的传入，这一切都使得志怪小说从产生那天起，都在为人们复杂的心理而服务。因此，志怪小说与宗教的关系也就同西方神学经典与宗教的关系不同。志怪小说的功利性更为突出一些。志怪小说记载传播了宗教，而宗教的传播又让人们更加愿意接触志怪小说，为志怪小说的流传增加了途经。在中国，宗教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统治者便用志怪小说中的各种有利于统治的学说对百姓加以麻痹，束缚群众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时候神鬼都要勤勤恳恳的工作，一旦威胁到统治者时，这些鬼神也就只能“下课”了。在中国，鬼神的命运是掌握在人手里的。
志怪小说通过对神仙鬼怪的描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生动形象的魏晋社会，同时也把中国人心理的功利性揭露出来。从中，我们看出中华民族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实际得多，鲁迅的“拿来主义”在他们身上得以完美体现。他们宣扬迷信，却很理性，懂辨别，会运用脑髓来对待。功利是其最大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王秀梅《中国古典小说集萃》先秦南北朝卷学苑出版社 2000年版
2 刘叶秋《魏晋南北朝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
3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4《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1-65
5《中国文学研究》No，1,2000
柳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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