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忠臣无数，而奸贼亦不少。前者受千古景仰，后者遭万世唾弃。然而，有一个人却能在忠奸分明的帝制时代，虽变节却又被深深同情。这个人就是李陵。
李陵身上纠结着太多的大命题:家和国，军人和文人，背叛和守节。他用尽一生的气力，在国家和个人的矛盾冲突中，做着艰难的选择。他的命运也连接着若干重量级人物:汉武帝、李广、卫青、霍去病、司马迁、苏武
出师未捷
公元前99年的秋天，汉武帝令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铁骑从酒泉出发，征伐匈奴。此时的李陵正担任骑都尉，率领丹阳和楚地的五千人在酒泉、张掖一带教习射箭之术，以防备匈奴。
战役打响后，李陵主动要求率领五千步卒，出居延海，向北深入单于王庭。30天后，李陵部队与匈奴八万铁骑相遇于浚稽山。李陵屯兵两山之间，以一当十，连战连捷，十天之内共斩杀匈奴骑兵一万余人。按照事先的部署，他且战且退，一路将匈奴单于引向正南方的汉匈边界，在那里，将军路博德负责率军接应。但是就在距离汉朝边塞遮虏障仅剩下一百多里的时候，汉军被匈奴阻断退路，弹尽粮绝，最后只能以短刀、车辐做武器，而援兵却迟迟不至。
李陵仰天长叹:“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可惜上天没有给李陵翻盘的机会。子夜时分，李陵率领十几名壮士突围，被匈奴发现，数千名骑兵衔尾追击。最后关头，李陵大呼:“无面目报陛下！”于是投降了匈奴。
李陵以五千军士力抗匈奴八万骁勇之敌，坚持十余日，不可谓非奇迹，不可谓不尽力，然而李陵却最终没有实现其“吾不死，非壮士也”的诺言。浚稽山一役证明了李陵的军事才能，而最终的结局却使他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得知李陵战败投降后，汉武帝大怒。群臣皆言李陵有罪，只有司马迁说:“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士兵有恩信
他之所以不死，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将司马迁打入大牢，随后处以腐刑，史称“李陵事件”。
逼上绝路
汉武帝如此愤怒是有原因的。在他的眼中，李陵身上背负着原罪。这个原罪就是李陵的祖父李广。
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李广时任骁骑都尉，奉命跟随太尉周亚夫出兵平叛。为了嘉奖李广在梁国保卫战中的英勇表现，梁王刘武授予了李广将军的军衔。李广毕竟政治经验不足，以为梁王贵为汉景帝的亲弟弟，大汉和梁国不都是一家人嘛，于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封赏。可是李广没想到梁王这一封赏乃是私下授受，以汉朝的将领身份去接受属国的军职，是僭越之举。更何况，汉景帝还曾想过传位于梁王！
自此之后，汉武帝对李广就有了芥蒂。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统率大军出征匈奴，战事不利，卫青把责任推到了李广身上。李广愤而引刀自刎。此后，李广的儿子，也就是李陵的叔叔李敢又因击伤了卫青，被霍去病射死。
汉初的皇帝对功臣一向是很刻薄的。李家战功赫赫，却敌不过外戚的挤兑，因此李陵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急于立功，重振家风。汉武帝对李陵的心思极为不满，想给这个年轻人一点颜色看看。于是，在这场讨伐匈奴的战役中，汉武帝使出四招，步步紧逼，并最终把李陵逼上了绝路。
第一招，激将。汉武帝故意安排李陵给同为外戚的李广利当手下，李陵自然不愿意。为了证明自己，他向汉武帝请战，孤军深入匈奴王庭。汉武帝说“毋骑予汝”──我不会给你配备骑兵，哪怕一骑一马，李陵就说“我不需要骑兵”。面对李陵的冲动行为，精通兵法的汉武帝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对路博德撒谎说本来想为李陵配备骑兵，李陵却拒绝了。汉武帝这么做，无疑是把李陵及其五千步卒拱手送给单于屠戮。
第二招，不援。如果把这五千步卒作为诱饵，在自己的大后方埋伏下精锐部队，将对方引诱进自己的包围圈，聚歼对方的主力，那么这种军事战略当然非常合理。可是预定的援军没有出现，主将路博德无疑该被送上军事法庭。蹊跷的是，汉武帝非但没有治路博德的罪，相反，还在第二年（公元前98年）再次派路博德出征匈奴，要他联络李陵里应外合，功成后接李陵回朝。汉武帝自己曾说路博德没有救援李陵是“老将生奸诈”，而他却仍然派这个“奸诈”之人去接李陵，可见不是“老将生奸诈”，而是皇帝本人“生奸诈”。
第三招，陷害。汉武帝派去接李陵的大将经过了精心挑选，除了李陵的两个死敌李广利和路博德之外，还有公孙敖。公孙敖是依附于李广利的，自然不会对李陵有任何同情之心。果然，公孙敖回师后上书说:“我军曾经捕到一名俘虏，据该俘虏说，李陵在匈奴成为单于最得力的左膀右臂，教给单于兵法，准备侵略我朝，因此无法接他回来。”
第四招，断后。听了公孙敖的指控之后，汉武帝大怒，在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仅凭公孙敖的一面之辞，就下令将李陵一家灭门，李陵的老母、妻子、子女和兄弟尽皆伏诛。李家原本世代忠良，现在却落了个“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的结局。家破人亡，身败名裂，李陵的最后一点退路，也被断绝得干干净净了。
一死易，不死难
如果李陵当年战死或者自尽，他必然会成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如果，李陵全心全意地归附了匈奴，做个“汉奸”，倒也简单。可他却走上了一条终日承受良心煎熬的不归路。
李陵初到匈奴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然而，不被汉朝包容的李陵在匈奴却得到了单于的礼遇，不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还封李陵为右校王。公元前90年，李陵奉单于之命率3万匈奴精兵追赶汉军疲兵，竟然又一次来到浚稽山。可是这支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的精锐骑兵，转战9日却最终无功而返。以李陵的军事才能，和他对浚稽山地形的熟悉程度，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
汉昭帝即位后，辅政大臣霍光和上官桀以前都是李陵的好朋友，遂派李陵的故人任立政出使匈奴，劝说李陵回归。单于设宴宴请任立政等人，李陵和另一名降将卫律陪座，任立政无法私下和李陵交谈，于是以目相视，屡屡拿手去握刀环，又俯下身去握自己的脚，意思是，是时候归汉了。过了几天，李陵和卫律宴请汉使，两人皆身穿胡服，将头发结成椎形的髻。酒过三巡，当着卫律的面，任立政仍然无法直言，只好旁敲侧击:“汉朝已经实行大赦，中国安乐，皇上年富力强，霍光和上官桀两位大臣辅佐朝政，正当显贵。”李陵沉默无言，良久良久，抚着自己的头发说:“吾已胡服矣！”过了一会儿，趁着卫律上厕所的机会，任立政赶紧对李陵说:“唉！少卿您受苦了！霍光和上官桀两位托我问候您。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李陵看着旧友，回答道:“老兄，回去很容易，可是我怕再次受辱。”一句话彻底断绝了他回归汉朝的可能。
然而，当苏武历经劫难，最终得以回国时，李陵置酒相送，一番唱词却将他内心的矛盾展露无遗:“走过万里行程啊穿过了沙漠，为君王带兵啊奋战匈奴。归路断绝啊刀箭毁坏，兵士们全部死亡啊我的名声已败坏。老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归！”他不是不想归，他实在已经是无家可归！
李陵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他因一战成名，也因一战而名灭；他自认忠良之后，却做了降将；他一心想要光耀门楣，却害得家人被灭族；他虽然在异族过着优裕的生活，却始终难消其胸中块垒。李陵寂寞地生活在“胡天玄冰”之中，直到公元前74年病死。
李陵，让人壮其勇，怜其才，惜其降，叹其遇，愤其有国而难回，有志而难酬，有口而难辩。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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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事件与司马迁
事件背景
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然后投降，司马迁为其说情，被判宫刑。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司马迁对汉武帝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影响非常之大。
首先，身份另类。司马迁原来的身份本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吏，接受宫刑了以后，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了，这个对于司马迁来讲打击太大，因为他的身份变了。首先，成了一个男人的另类，他不是男人。第二，他成了一个士大夫的另类，他不可能被士大夫的阶层所接受。第三，他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另类，也就是说司马迁本来是个文化人，是一个士大夫，是一个读书人。但是现在，他原来所归属的群体把他开除了，不承认他是男人，不承认他是文化人，不承认他是士大夫。 第二点，终生羞辱。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痛苦的时候，说过几句非常沉痛的话。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你做的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你被人指责的最大的过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所以司马迁后来谈到，他在一篇很有名的书信，叫做《报任安书》，也叫做《报任少卿书》，在这个书信中间谈到他接受宫刑以后的那个痛苦。他说是“肠一日而九回”，说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坐到家里头，就精神恍惚，出去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把他的衣服，后背的衣服全部给浸湿了，湿透了。所以他觉得接受宫刑以后，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所以司马迁感到这个耻辱是太大了。
第三点，才命相违。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李陵之祸的这个命运，让他的才和他自己的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他说他自己啊，即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就是说我怀着像和氏璧，像随侯珠，那样的才能，我即使像古代的那个贤人许由、伯夷，那么高洁的高士，但是别人看我怎么样呢？把我看得一钱不值。“终不可以为荣”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他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司马迁接受宫刑后，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承认。所以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所以接受宫刑以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掉了，但是在《史记》中间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却获得了新生。这就是司马迁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在接受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以后，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接受宫刑以后，司马迁被迫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那个社会身份去看待人，看待人生，看待历史，改变了司马迁的生死观，他充分地肯定了人们追求富有的正当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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