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文盲父母的教育之道(黄老之道)

发布时间：2016-6-22 编辑：互联网手机版

丁启阵

教外国学生的课本中，有关于父母教育孩子方法的讨论题。班上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英国、德国、新西兰、阿根廷等国的学生，亲身经历有异，观点也各不相同。

大致说来，亚洲学生普遍认为，父母应该严格教育孩子，这是对孩子负责的态度；而亚洲籍以外的学生，则无一例外，对这种说法，全部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应该是朋友式的，是平等的，轻松的。来自新加坡、已经在德国念了近四年硕士研究生的“娘惹”学生（父亲是华裔，母亲是马来人），介乎亚欧之间，十分纠结：一方面，她承认母亲（在她家，孩子教育问题上，母亲掌握话语权，父亲是甩手掌柜）的教育方法是有效的，没有母亲的严格教育，自己不一定能考上好大学，不一定有公费留学德国的机会；另一方面，她又认为母亲给她的压力太大，使她过得很不快乐。尤其是，在德国她进的是德文系，班上其他学生全是德国人，很长时间里，感觉很孤独。

学生们各抒己见，说得很热闹，不由我不联想起近期媒体上热议的两位生猛育儿名人及其事迹--动辄骂女儿垃圾、要求女儿每科成绩拿 A 、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的“虎妈妈”蔡美儿和四个孩子三个考进了北京大学还有一个准备进中央音乐学院、提出“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口号的“狼爸”萧百佑；当然，也不由我不联想起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虎妈妈、狼爸爸愿意用什么方法教育自己子女，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他们的女儿学了多种技能，考进名校，是否成功，干你我底事？他们的儿女是否快乐，也不劳我等操心。因此，这里我能说一说的，便只有自己的亲身经历。

回忆一下自己的经历，对于父母，可以是一种缅怀，是一种感激。“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之恩，岂能忘记？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我有今天这样的情形，似乎也有值得想一想、说一说的事情。按照正常情况，我的出路无非两条：一是像我全体父辈一样，做农民；二是像我不少同辈一样，学门手艺，做泥瓦匠，或者木匠。当然，后来一不留神做了生意或搞起企业，发了财，或者一无所获，也是有可能的。而考上大学，走做学问、写文章的道路，实属意外。因为，在我之前，我那六百多人口小村的历史上，从来不曾出过大学生。

如果我说父母并无任何特别的教育方法，无疑会授人以柄，仿佛我在标榜自己是天纵之才。因此，我曾努力思考我父母特别的教育方法。不料，思考的结果，竟然是我父母说过的一番话：“只要儿子书读得上去，挈裤卖镬，我们都愿意。”“挈裤卖镬”，是当裤子卖锅的意思。说得文雅一点，就是：为了支持儿子念书，他们愿意克服一切困难。我文盲父母的这种态度，在村子里，在那个年代，在亲戚中间，是比较另类的。为此，我的父母没少遭乡邻、亲戚们的奚落。乡邻、亲戚们认为，三个儿子都在念书（二弟因为眼睛近视，又不好意思告诉老师和家长，只念到初中毕业），没能早早弃学务农，在生产队挣工分，或者拜师学手艺挣钱，是造成我家贫穷、我父母辛苦劳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少乡邻、亲戚，都是在儿女小学或者初中一毕业，就让他们回家务农，或者学手艺去了。后来，乡邻、亲戚们大多承认，还是我父母比较有远见。

远见也只是远见而已，因为，他们自己是文盲，打我上学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一点儿忙也帮不上。加上是长子，念书的事情，我得不到任何来自家庭的技术上的帮助。因此，我曾经深感遗憾。但是，渐渐地，我就发现，这于我十分便利。一般情况下，只要我装模作样在看书，我的父母就不会给我派活干，我就可以逃避劳动。儿时图书难得，因而，《毛泽东选集》前四卷，曾帮我逃避过不少劳动。说来惭愧，那时我最感兴趣的，并非领袖著作的正文，而是文后关于国共战役和国民党将军事迹的注释，都是带故事性的文字。当时心中窃喜，觉得父母好骗；后来一度为自己少不更事，竟然堂而皇之地欺骗父母，感到羞赧；现在，又对父母心生感激，他们对我在阅读上的无条件支持，使得我对于文学的爱好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日后生根发芽，抽穗开花。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成就说不上，自得其乐不成问题。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不懂，上学期间的所有考试，都不会成为我的压力和负担。考得好时，跟父母说一声，让他们分享一下我的快乐；考得不好时，我就秘而不宣，乐得逍遥自在。到县城参加高考的时候，别的同学都紧张得睡不着觉，而我却能一领草席在教室水泥地上一铺，便呼呼大睡。母亲不懂得如何对我的高考表示支持，竟然在考试之前，到镇子上买了时新的布料，给我做了一身新衣裳。没有任何压力，又穿着新衣裳去参加高考，心情当然不错。这，大概是我当年高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或许，我的父母，因为是文盲，在教育孩子问题上，反而暗合了黄、老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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