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著名学者、散文家余秋雨先生。今天余先生为我们讲的题目是《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
未知结构的第三方面的魅力它具有永恒性，什么叫永恒性呢？就是由于它是两难，由于它是未知，它永远得不出结论，这点很重要！任何永恒的作品，它的魅力在于它永远得不出结论，这点我可能和大家所想的有点不一样。就是大家以为作品的永恒，是有一个真理暴露出来的。我认为不是，这个和社会科学当中的其他学科不太一样，一个永恒的作品原因就在于它永远得不出一个结论，它就永恒了。就是“每代人进入思考，每代人都得不到结论”。这个话是俄国的一个大文学评论家叫别林斯基说的，他说什么叫作品的永恒，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他这些问题又那么有魅力，它使下一代的人一定会投入选择，但是这一代人，一定完不成这个选择，他又把这个两难交给下一代，下一代一代代交下去，这就叫作品的永恒”。这是别林斯基的说法，我很赞成别林斯基的说法。
那么中国呢？传统的文艺当中也有一些伟大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个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一个传统就是大团圆。喜欢大团圆结构，往往把一个容易做好的作品做小了，譬如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作品《窦娥冤》，就是一个那么与世无争的，完全没反抗的一个窦娥就这么死了，完全的冤枉，冤枉叠在一起死了。死的时候如此的善良，善良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砍我头以前游街的时候，不要从我家门前走过。怕我的婆婆难过，这个让所有的观众心里都非常一动。她是童养媳，她还怕婆婆难过，游街的时候不要走过。这个里边当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家庭结构。家庭结构不合理，对窦娥已经不公平了，但是窦娥的情感结构又和这个家庭结构造成了我们心目当中的让人心中一动的东西。这里边到最后是漫天大雪了，天地都觉得不公，因为她实在不是个反抗者，她连什么理念也没有的。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媳妇，就这样冤死了。窦娥的亲身父亲其实在考试，最后做了大官了。窦娥的亲身父亲叫窦天章，最后申冤，把害她的人全部绳之以法了。我们中国观众一般总喜欢这样，那才能够离开我们的剧场，否则真难过。“哎呀这怎么办？很冤的。”我们用这个结构-《窦娥冤》还可以。
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作品。譬如《西厢记》，如果我按照现代观念讲起来，就有一个我所说的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在问题上。品位的高下，张生和崔莺莺一见钟情，他们当时因为男女很少有交往，一见钟情的地方往往在庙里拜菩萨的时候一见钟情。这是当时的庙宇，是男女一见钟情的很少的场所之一的场所。就是庙里边见，然后他们就有了往来，往来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我们看起来是第一主角，就是红娘，把他们组合在一起了。但是门不当户不对，崔莺莺的妈妈坚决反对。那么老太太说“有个条件，你如果成为正式婚姻的话，要去考一考科举，考完状元来，门当户对了再结婚吧。”
那么这个张生就去考了，而且我们的观众已经早就明白他一定考上。考上以后他一定到最后一场，肯定是状元和门当户对的崔莺莺结婚了。大家在高兴当中，在鼓乐声中离开剧场。在这里边埋藏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作者王实甫先生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其实这是把一个天生的两难选择简单化了，他不得不简单化。因为要考虑当时的观众，但是，他把两难的东西已经埋藏在里边了。什么两难呢？大家都知道，像张生这样的人功课不会太好，因为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他在庙宇里边一见钟情，而且根本什么话也没讲，只是看她的眼神，眼波一转就魂飞魄散的，这么一个男孩子可以爬墙，可以做什么，然后至少这两年他全在谈恋爱，他哪看过什么书，他马上去赶考居然把全国的考生全部打败，成为状元。然后把自己的门第一下上去，这个太幻想了；太偶然了；太不符合艺术真实了。说是说去赶考-当时中国男子惟一的道路，但是他的选择一定是我考上我回来，考不上我再也不回来了，一定是这样的选择。大家想想看，按照正常的方法，而且他估计是考不上了，所以实际上那次早晨的告别，是永别。这个时候，王实甫用了最美丽的词句来写出那次告别的悲剧性。我想我们在座的好多老同志都能背，“冰天黄花地，北雁南飞”最重要的是那么两句话，叫“晓来谁染霜林醉，都是离人泪”，早晨是什么东西把霜叶都染红了，是离别人的眼泪，就是离别人带血的眼泪，把秋天的霜叶，早晨全部染红了。这是多大的悲剧场面，我想大艺术家王实甫已经感觉到他不可团圆才会用这样的词句来写出那次离别的悲剧性。后面这个让他考上了，那是照顾观众。其实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的灵魂，已经在这儿。我后面要讲到大艺术家面对观众的兴趣该怎么办？他这儿就埋藏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在阅读古典文学的著名的段落的时候，会读到这一段。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后人都选择一定是这一段，不是最后一段，就是告别的巨大的悲剧性，那个眼泪可以把整个秋天的霜叶都染红，这种对应感觉。他们眼睛看出去的霜叶都是带有血丝的眼泪，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话。好，王实甫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知结构，未知结构就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结合是美丽的。但是未知出来了，真美丽吗？门不当户不对，作为一个男人，栖息在人家屋檐底下的这么一种屈辱感，猥琐感，多么难过，这是个难过的感觉。
崔莺莺这么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她难到要这么一个猥琐的男人吗？这个猥琐是和他的身份有关，和他的经济地位有关，和他的门不当户不对的这么一个身份有关。这身份使他猥琐，而猥琐以后。他一旦猥琐，我们期盼中的美满的婚姻就已经无法建立，该怎么办？他只能改变自己，用什么方法改变。中国男人当时惟一的飞黄腾达的道路就是科举，但是这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他能走通吗？一个巨大的未知，放在这个作品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中国一千三百年以来，中国男子的共同悲剧就是“我的人生道路只有一条科举，我有很多很多的情感理想，但是情感理想只有这条小路能实现，这条路能不能给我呢，几乎不可能，所以你的情感理想一定是未知的，一定是两难的。”它具有巨大的典型性。我们仔细来看，好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有这个品性，它有的时候是浮现在上面，有的时候是含而不露，但大体上都有这样的品性隐藏在里边，我们就感到这个作品好。
接下来需要说的问题，是在两难结构当中，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摇篮是希腊文明。希腊文明是在海边，而且海洋文化是希腊文明的一个关键，是它的本性。我在写《千年一叹》，写到希腊的时候，我非常强调海洋对希腊的巨大的作用，就是哲学家们都在海洋边在做些思考。在大海边做些思考，我们首先去看好多都是和海，直接有关的那些文明。
中国呢！它的文明的主干是黄河下游的那个农耕文明，它的思考者当时也是都在黄河流域。譬如我们的孔子、孟子都在黄河流域，基本上是农耕文明。这里边有个很大的区别，海洋文明以航海、捕鱼作为他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在遥远的古代，一艘船出发它能不能回来，是个未知数。十艘船出发，能不能回来，也是未知数。而且彼岸在哪里？不知道。在遥远的古代，彼岸在哪里不太清楚。所以，他们的主调就是以不知道彼岸的那种悲剧精神，彼岸在哪儿不知道，就变成了悲剧精神了。所以希腊文明的最高峰是希腊悲剧，就是此岸和彼岸是分离的，我只知道我在这块土地上，彼岸在那里，不太清楚，自然那么辽阔，那么迷盲。所以在彼岸世界里边，有他们对自然的梦想，也有对精神领域的梦想、思考。往往是思考此岸和彼岸的距离这个关系。
农耕文明有点不一样，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很长时间我们不利用这个海岸线，而且我们好多朝代还禁海。所以中国人主要是种地，这种地呢？比较易知，“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天种下去，秋天收获，”这个易知结构比较明确，使用理性非常明确，我种下去豆子那就是豆子了，种下去瓜就是瓜，没有海洋文明一样完全不知道彼岸。农耕文明就是原因和结果，它是个循环圈。而在海洋文明里边，原因和结果不构成绝对的循环圈，它是有一个非常迷盲的这么一个此岸和彼岸的关系。由于建立了这样一个差别以后，在审美领域出现了两种格调，我们要有结果，我们要大团圆，就像秋天的丰收一样，农耕文明的要求，我们农民的要求，要求有这个大团圆，他们一直保持着希腊的悲剧作风。
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是希腊文明到了中世纪以后，教会一定要对世界做一个绝对的解释。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就是完全无法保持古希腊的这种很好的作风了，就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需要对它做出教会所需要的解答，很多东西都是作为解答新的东西了。
后来文艺复兴，特别是到了启蒙运动以后。理性思维上来了，理性思维上来有一个优点，就是在人类的社会科学当中有优点。就是康德所说的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他们有勇气，对日常生活都做出理性解释。或者是倒过来讲，用理性的原则来解释一切日常生活。这个是启蒙主义的伟大的功绩，但是这种功绩对于艺术来说，它又离开了我所说的鸿蒙的结构。什么都要非常具体的做解释，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时代。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作家，他那种未知结构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少了。幸好他们保持着某一种宗教精神，彼岸世界永远是遥远的，所以也有些伟大的作品出现。他们当时的一些伟大作品，往往开始的时候，往往保留在宗教作品当中。宗教性的绘画，宗教性的音乐譬如像巴赫。如果宗教性的绘画，我们说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他们都有着宗教性，所以比较有彼岸的关系。但是理性主义之后，它们的文艺作品就面对了一个理性过强的这么一个结构，也快速走到了后来的那种现实主义的要求。后来幸好它们的现代主义起来比较快，又面对着现代人对世界的不可解了，所以他们又用种新的高度上维持着这个未知结构。
譬如像大家都知道贝克特的作品，也得过诺贝尔奖。《等待戈多》，等待什么，戈多是什么，他什么时候会出现，不知道，就充分的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未知结构。而中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比较长的时间保持着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构。但是里边的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会抬起头来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所生活的环境，产生巨大的疑问。第一个在我看来是屈原，发出天问的屈原，他已经具有了对未知结构的伟大的面对。就他发出天问，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一代代都有这样寻找未知结构的人，而它的高峰性的作品在我看来就是《红楼梦》，它营造着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一个未知结构，一个悲剧结构。这个了不得，所以中国尽管它的民众的结构是农耕文明，但是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要冲破自己的群体结构，而走向全人类的伟大。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大家知道吧，这是歌德所说的。歌德第一次看了中国的一个作品以后，他说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是通的，真正的伟大是通的，下面有一个群体结构，有点不一样。那么群体结构的不一样，受到了一些民族性的差异，这就没办法了。那么我们越是到现代，我们对世界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对我们中国文化又反思，那么我们大的文艺作品，要面对全人类的宏伟结构。而这个全人类宏伟结构，我们的过去，不知道世界的大师也曾经参与过。譬如我讲到从屈原到曹雪芹，都参与过这个鸿蒙的悲剧结构，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那么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更有必要来参与这样的结构。我们如果现在完全默然于这样的结构，那么我们就可能和伟大有距离，和文艺作品的伟大就有距离，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我需要说的是，这种未知结构；这种两难结构，落实在具体创作当中，需要有它的谋略。这可能和创作者有关了，我们创造作品的人，如何来经营未知结构，这需要有谋略。刚才我已经提出了这么个问题，大家已经听明白了。就是我们的绝大多数观众，可能和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和世俗的思维方式有关。伟大的作家有另外一种结构，但是问题是伟大的作家必须面对广大民众，那你怎么办？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面对广大民众，如果不面对广大民众，你何以称得起伟大。我前面讲到的譬如巴赫，比如达。芬奇，譬如米开朗琪罗，譬如拉斐尔。那在欧洲具有多大的普及性，我们中国从屈原到《红楼梦》有多大的普及性。伟大在这个意义上一定是普及的，就是面对广大民众的，他们如何来面对广大民众呢？那么这里边显而易见就出现了一个艺术方法的问题。
莎士比亚他是戏剧家，但是同时又是个伟大的诗人。他是用诗来写作的伟大的文学家，所以用莎士比亚来解释一下他的未知结构的经营方式，大概对我们很有帮助。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就是他在文艺复兴时代，他是世界文化的最高代表者之一。文艺复兴是什么概念，文艺复兴是人类突然醒来，面对一个未知世界的概念。是充满未知的时代，在莎士比亚的创作当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结构。这个结构就叫做按照我讲叫半透明的双重结构，这个我需要对它做一个说明。
什么意思呢？就是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伟人，他一定有一个伟大结构在背后藏着。他不是一个纯世俗的艺术家，纯世俗的艺术家他就低了，那个世俗过去了，莎士比亚就过去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现在全世界文科大学的博士论文做得最多的还是莎士比亚研究。就此时此刻，在21世纪，20世纪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智慧的头脑，文科大学毕业的论文最多的还是莎士比亚研究。可见他到现在还没有过时，人们还会在研究。而且再过一百年，莎士比亚研究还是个大课题，研究他什么呢？研究这些作品，他也没有写过论文。
但奇怪的是当年，莎士比亚并不是学者捧起来的，是非常普通的。是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把他捧起来的，那么老百姓水平是不是比我们当代的中国观众高呢，一点不会高。这一点我有信心这么说，当时把莎士比亚捧入世界舞台的那些伦敦的普通观众，当时他们的审美水平不会比今天的譬如中国北京的观众水平高到哪里去。不可能，什么道理，大家去看看莎士比亚，现在保留的莎士比亚剧场就可以知道的。有一些具体原因，莎士比亚的时代还没有电，还没有电灯，还没有发明钢筋、水泥。于是一定是一个木结构的剧场，而且是自然的火照明的。大家想想看，一个木结构的剧场，又是自然火照明的剧场，经常发生火灾。伦敦又发生过整个伦敦的大火这是没办法的，在一个没电的时代，又没有钢筋水泥的时代，这个太正常了，就是经常着火，所以当时有点身份的人，是不太到剧场里去看戏的。因为生命不安全，老起火灾，最后一场就是演亨利五世的时候，可能莎士比亚玩了一个什么花招，就是射箭的时候箭上带火。就这么一个动作，结果还是起大火了，把整个剧场都烧掉了，莎士比亚也回家了，这个火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很少有高雅的贵族群体到剧场看戏，也有，不多。
第二个原因。当时伦敦经常被瘟疫所笼罩，当时的卫生、医疗设备很差，治疗设备也很差，瘟疫传来的地方就是民众聚集的地方，所以即使为了怕瘟疫也不敢到剧场。两个怕，一个是怕火灾，一个怕瘟疫，大家都不愿意到剧场。所以剧场里边的人，按照雨果的写法就是很多都是泥腿子，赤着脚，站在那儿的，那儿很便宜，站在中心的广场上看戏的，都是这些人，旁边有一些楼梯一样的梯坐，稍微有钱一点的人，可以坐在那儿，但是票价也不贵，也不是什么贵族，就是这些人的阵阵欢呼，把莎士比亚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好，于是我们前面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是没有文化的，刚从中世纪出来的那些普通观众，他们也狂热的喜欢莎士比亚，而几百年以后，当代的21世纪的全世界的文科博士，他们也喜欢莎士比亚，这怎么回事，莎士比亚怎么搭了这么大的一座桥，我们现在不是很苦恼的，老在讨论雅俗共赏，该雅还是该俗嘛，大家想想莎士比亚，就觉得这个讨论可以不要进行，因为凡是真正伟大的作品不存在这一点，雅可以雅到极致，但是极致的雅也会被广大民众充分接受，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苦恼的思考者，在思考着人类，和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一样的投入到一种两难的艰险当中的思考的，这种结构它怎么会被没有文化的人大家一起欢呼，这个很值得我们今天的艺术创造者们来参考，所以我说莎士比亚，他建立一个叫做半透明的双重结构，我举一个例子，大概可以说明这个结构是怎么回事了。
大家知道莎士比亚作品当中有一个作品叫《李尔王》，如果像没有文化程度的我们的，哪怕是小学刚毕业的那些家庭妇女，她也能搞得明白，这个戏在讲什么，这个故事实在太通俗，太震撼了。但是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莎士比亚写的李尔，抱着小女儿讲的一句话是，我发现了真正的人，这个人这个概念，是最重要的概念，而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疯了，这里边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内容，这个深刻内容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理解不了，理解不了不要紧，让他们理解外面一层结构就可以了，外面一层结构好不好，也挺好，两个坏女儿，一个好女儿，大家提倡做好女儿，叫爸爸不要糊涂，再老也不要糊涂，这个结构也挺好。但是，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一个未知结构在，这个未知不是老百姓未知，是他故意安排给了一个思考结构，两难结构，这两难结构是怎么回事呢？
我具体地讲一讲，李尔其实是个非常聪明，非常英明的皇帝。他没有生儿子，他愿意把自己的国土一分为三，分给三个女儿。这点他已经是很英明的了，分给三个女儿，他只有个要求：女儿们，我的国土要分给你们了，我不要国土了，你们去掌权吧。我想我觉得你们都会对我非常好的以后，这肯定的。但是，现在国土还没分以前，你们是不是讲一些话给我听听，讲一些好话给我听听嘛，过一会儿就不一样了嘛，你们掌权了嘛。大女儿讲了很多很多，“爸爸，我的生命就是你，你就是我的生命，没有你，讲了很多很多话。二女儿讲得更厉害了，姐姐讲的一切和我一样，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比姐姐更爱你几分，讲了越来越好的话。只有小女儿说，爸爸，我不能把我的爱全给你，我是爱你的，我不能把我的爱全给你，因为我还要结婚，我还要留下一部分爱，给我还没有找到的那个夫君，然后我还要留下一部分爱，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只能给你属于我女儿给爸爸的那份爱。”爸爸就有点发火了，我要把国土全分给你们，你在爱的问题上跟我讨价还价，还留下一些爱，然后说你这个要不要改口，小女儿说我不改口，肯定是这样的。那你不改口，那我改口了，国土不一分为三，国土一分为二。给大女儿、二女儿，你没有。这正好有一个法国大使，当时正好看到这个场面，把这个小女儿娶走了。就觉得小女儿好，就娶走了。大女儿、二女儿拥有了国土以后，后面的情节就是不断地迫害爸爸，而爸爸他其实是后悔了，但是心里不敢说明这一点，然后有一天他无处可去，在狂风暴雨之夜，在森林里边发疯了。那个远嫁给法国皇帝的小女儿，知道爸爸的处境以后，请求自己的夫君带部队，带兵来救爸爸，但是在战斗当中她自己死了，然后爸爸抱着女儿的尸体说，我发现了真正的人，这里边有一个，莎士比亚提供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结构。这个结构我只有解释大家才能明白，这个不是我的解释，是20世纪的几个大导演，大理论家的解释，什么解释呢？就是李尔脑子那么英明，那么清楚，他没有儿子，他愿意把国土一分为三，给自己的女儿，这么一个人，他那天难道听不出。那天大女儿、二女儿讲的是假话，小女儿讲的是真话吗！他难道作为一个父亲，不知道小女儿说，我要把我的某一部分爱留给我的丈夫，留给我的孩子，这是真话吗！他难道听不出来吗？他应该听的出来，他为什么听不出来。如果是一个很糟糕的剧作家写的剧本，我们可以说这是个糊涂的爸爸。但是问题这是莎士比亚写的，莎士比亚不会犯这个编剧错误，把李尔写成个傻瓜，是傻瓜有悲剧，整个悲剧就没有份量了。如果是傻瓜有悲剧，那就没有份量了，他如果是个专门想听人家拍马屁的人，那这个悲剧就没有份量了。所以，总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总有20世纪的大师说，其实那一天李尔明白，土地还没有分的那一天，李尔心中非常明白。大女儿、二女儿讲的是假话，小女儿讲的是真话。他心里非常明白，这一点就厉害了，这个时候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出来了，就是为什么他心里很明白，他要处罚那个讲真话的人。文艺复兴大师莎士比亚悄悄的出现，他想告诉人们，在文艺复兴之前，在封建的权威当中，处于最高权威的人他是不要听真话的，他要接受的是假话，他知道假话，他也要接受。他知道真话，他也要拒绝。于是莎士比亚必须把他的权位剥夺，不是两个女儿剥夺他，是莎士比亚剥夺他。让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去承受生命的磨炼，让他懂得作为一个人，真实是多么重要。让他首先变成一个人，让李尔变成一个人，变成人以后，他才知道真实的重要。他如果不变成人的话，他在这个权位上，他不知道真实的重要。所以他把假话当做好话，把真话当做坏话。明明知道，他也这么倒过来，不是他糊涂，他一点没糊涂。他清楚，但是他异化了。他当时不是人，原因很简单，他是个皇帝。他不是人，他变成人以后，他会认识到他全部价值的转移，莎士比亚在这个戏里，他就完成了一个价值转移。就是把封建王朝的价值观，在剥夺的过程当中，让李尔去体验。李尔在这个体验当中懂得了真实的重要，所以他抱着小女儿的尸体就说，我才看到了真正的人，这句话才会有着落，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在背后隐藏着这么一个非常艰深的，只有人文主义者才能怦然心动的结构，才能使他成为大师，才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人的问题，就是普通人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他里边又出现了两难结构，懂得了当时又有什么用，懂得的人是一个疯子，他疯了才懂，在没疯的时候他不懂。在脑子最有发言权的时候，他更不懂，最有发言权就是有权威的时候。有权威的时候，他又最有发言权的时候，他完全不知受磨炼的时候，他还没疯的时候，懂得一点他不敢承认。他能承认的时候，是他疯了的时候，这个作品就非常深刻了。除了一个人文结构对人的呼唤以外，他又设立了一个台阶。人们懂了，这非常懂得全人类的一个思维结构，这个就需要人们慢慢地去体会。所以莎士比亚出现了好几层结构，大家知道吗，至少在这儿出现了三层结构了。一个就是一般的观众所看到的，一个糊涂的爸爸，两个坏女儿，一个好女儿这个结构。这个结构也挺好，莎士比亚也是故意的，你说是读错了莎士比亚，没有读错。莎士比亚就这么安排了，第二层结构就是只有把封建的集权剥夺以后，他才能够体验作为一个正常人对真实性的要求，他脚踩在地上才知道真实是什么；第三层，他就觉得人类的一个无法解决的悲剧，是有话语权的时候，他不会知道这一点。知道的时候，已经没有话语权，甚至已经疯了。疯了才知道，知道了就又会疯，那么人类的知与疯是什么关系？所以暴风雨之夜是非常深刻，这是第三层了。这样的话莎士比亚的结构就变成了一个殿堂，有好几层的殿堂。你看任何一层都可以，都能满足。它这个结构不是完全封闭了，为什么李尔抱着女儿的尸体在疯了的时候说我看到了真正的人。这一点给年纪很轻的读者产生一个疑问，好像后面还有意思。为什么讲，女儿啊，你是我的女儿，如果这样的话就封闭掉了。第一层就结束了，不，他讲到的是人。这样的话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隐隐约约后面一层，这我说的叫半透明了，他预示着后面还有层次。
像这样的结构方式，在我看来是一个大构架。把最值得思索和最值得隐秘的结构放在背后，而不是在表层上显露出来。它就这么一层构架，莎士比亚一下就显得非常伟大。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说的雅俗共赏的问题，其实也容易解决。所以这是在我看来是一个谋略，是个艺术谋略。这个谋略在我们身上其实都能够充分的有一种感觉，我个人可以跟大家聊聊天，我的艺术感觉非常重要的，我要感谢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讲了很多很多。我在农村长大，后来到十岁的时候。因为农村周围没有中学，我就来到了上海。我父亲在上海工作，来上海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进了一个现在叫黄浦剧场的一个电影院。电影院当时看电影太便宜了，只要五分钱。我进去连续看了两个苏联拍的莎士比亚的，一个是《第十二夜》，一个是《奥赛罗》。凭心而论，十岁的男孩子，而且是当年的十岁的男孩子，是不懂得爱情的。我说凭心而论，应该说是没有完全看懂这个作品。但是我震撼式的感觉了一种美，这个美还不是剧中人的美。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让我可以终生投入的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也不太懂得这个世界，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美不胜收，人完全是晕了一样的从电影院里走出来。这是我讲的半透明的双层结构，它给我看的是表层，表层我看不明白。但是我看明白的东西，其实完全没有看懂，但是它隐隐约约给我感到背后还有很多文章。就是那个背后的文章带领着我一步一步地走入了很深的殿堂，这一点非常重要。莎士比亚老做这个手脚，这个手脚是很奇妙的手脚，他在一个看上去很浅的作品当中，谁都懂得的作品当中。他埋一个井口，留下一个窗口，让你看到里边好像有很深的殿堂。我们看那个南方的园林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们以为走完了，突然有个小窗口，看到里边还有，你推进去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我大体上讲明白了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这种深刻的东西放在一般的文学创作当中它的艺术谋略，它怎么放，它要放在比较后面。一般说在比较后面让了解这个东西的人震撼。莎士比亚好像前面讲得非常明白，到最后一个层次的时候，一个困惑的莎士比亚，一个思考的莎士比亚就出现了。
那么，现代派的文艺呢。觉得这个谋略太复杂，这我们对现代派文艺我们也讲几句好话，它觉得这个太复杂了，这个没有多少人会排那么多复杂的结构，所以他们就干脆在一个作品当中。既出现故事，又出现哲理，同时出现也有，这个作品成功的也有很多。其实我们艺术家老在这个问题上做思考，就是我和观众在接受程度之间的一个拉距站，而这个拉距站实际上是我们精神结构的拉距站，而精神结构的最后这个部分呢，往往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把我的不知道交付给观众，观众当中有我的同道，有我的知心朋友，我们一起来共享这个不知道。大家说这个不知道有共享吗？对，共享不知道就是共享思考，如果这个你所安排的共享不知道的这个层面，极有魅力的话，那么这个作品就带有永恒性，这是在读解作品的时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一个大作品里的构架，我大体上是讲了未知结构的这几个部位，我再反过来归纳一下，我三个例子说明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它是什么，比如我讲它特殊魅力在何处，它的个性，我讲了它这种东西的文化背景，之后，我讲了要实现这个结构的一种谋略，我主要以莎士比亚作为例子来解剖，大体说明今天的未知结构，或者说两难结构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正需要说明的在艺术创作学当中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我前面讲到，这是比较难的。但是作为艺术创造学，不研究这个好像是不太行。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界就是对于创作规律的研究太少，我看到的很多很多研究，做批评的人，做一些人格攻击，不是做这种真正的创作学的研究，这就不对了。真正的理论家，应该做些创作学的研究，这方面研究少了以后，直接地影响我们国家的创作水平和审美水平，这是很遗憾的。所以我只是提供这么一种思考的方式，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人们做过这种探索，有人经过这种实践，在学术问题上，可能有很多朋友有不同意见。有具体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的。这种不同意见就叫做学术意见的分歧了，有人说不，这个双层结构好像是三层。有人说，不，这个双层结构很可能是平铺的，这就叫学术争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太少太少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学术争论，讲的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在讲述这个时候同时也表达出我的一个心意，就是希望我们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领域，更多的回到文学本位，和艺术本位。而不要离开这个对于你一个不认识的人，猜测他的人品，猜测他的恋爱，把这些东西叫做文学评论，那就搞错了。
主持人：余先生是治戏剧史的大学者，戏剧是讲究结构的。那么余先生今天的演讲也是非常讲究结构的，虽然他讲是艺术的两个未知结构所带给作品的伟大的艺术魅力。也就是说任何一部的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大作家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作品写出了人类所共同的终极的悲剧宿命。余先生的话就把它概括为是作品当中背后所应该具有的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同时我想余先生的演讲也告诉我们了作家和读者，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作家和好的读者。对于作家来说您要成为伟大的作家，使你的作品能够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注意你写作当中把握住你的作品，要有背后的，潜藏的未知结构、两难结构。那么作为一个读者，我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够格的艺术的欣赏者，一个读者呢？就是你要有本事读出潜隐在作品背后的那个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成为伟大的读者。那么我们的伟大读者多了，我想也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家。最后咱们感谢余先生今天做的精彩演讲，并祝愿他，现在也是两难的心境，在这种两难情况下，不断地为我们奉献出非常好的散文作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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