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ook.sina.com.cn 司马放
卫玠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
“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杜丽娘在《牡丹亭?惊梦》中的这一段，唱出了多少明清妇女对礼教压抑人性的怨恨和对自由爱情的渴望。可惜啊，如果她们能早生个1000年，便真能在“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时代里，放肆地追求自己的心上人了。
东晋著名史学家干宝曾在《晋记?总论》中无可奈何地写道：“晋时女子，每每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荒淫之过，不拘妒忌之恶。”
诚如干宝所言，生活在礼教影响力相对弱化的晋代女子对爱情的追逐是大胆而热烈的。潘岳掷果盈车的故事，自不必多说。比潘岳更早50年的周瑜，英姿勃发，秀美宛若玉剑，江左人人赞曰“周郎”。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而且妙于音律，擅长抚琴。他走在路上，只要听闻有人弹错了琴声，便会寻着琴音，找到那人，手把手地教他弹琴。后来，众多忠实的“瑜迷”抓住规律，纷纷搬到周瑜时常路过的地方，故意弹错琴声，希望周郎能顺着琴声，缓步走上阁楼，与其亲密接触。从此，江南便多了一句“曲有误，周郎顾”的童谣。
公元312年，让诸如王济、王澄等京洛名士都自惭形秽的清谈美少年卫玠，因中原“五胡乱华”而辗转南下流落到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想当年，卫玠早在正太时期，曾坐羊车出现在洛阳街市，如潘岳一样，卫玠马上被一群妇女围住，惊叫道：“何家璧人。”之后，卫玠所坐羊车，立马在人群中产生台风效应，几乎整个洛阳的男女老少都涌上街头（观之者倾都），欣赏这位如碧玉般朗然照人、让人发萌的正太。
这次，时年27岁但早已美名远播的京城美少年来到建业，建业的妇女老少自然是全城轰动，引发了狂热的追星热潮。为了竞相一睹卫玠“风神秀异，不堪罗绮”的玉容，建业全城的百姓将所有卫玠途经的街道都围了个水泄不通，使得从小体弱多病，弱不胜衣，又一路辗转避难南下的卫玠，在人群中举步维艰。结果，卫玠多病孱弱的身子骨没经住这股粉丝的热情巨浪，没几天，竟香消玉殒了，史称“看杀卫玠”。不难想象，就当年建业百姓欢迎卫玠的这阵式，与当今粉丝追逐明星的那热闹劲相比，也有得一拼啊。
在魏晋南北朝，不仅平民女子敢大方地表白自己的爱慕，连与杜丽娘一样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也能勇敢地追逐自由的爱情。西晋开国元勋丞相贾充的女儿贾午，在一次宴会的窥探中，对父亲的下属，风流倜傥的美少年韩寿一见钟情。此后少女春心荡漾，对梦中情人日思夜想，夜不能寐。几天之后，实在忍不住的贾午便让自己的侍女去主动联系韩寿，勇敢地告诉对方自己的爱慕之情和自己容貌的端庄亮丽。韩寿得知花容月貌的丞相千金倾慕自己，也是怦然心动，当即令侍女转达他的爱意。
当天晚上，韩寿就乘夜深人静之时，悄悄翻东墙而入贾府，与贾午在其闺房幽会。一番恩爱缠绵，山盟海誓后，贾午特意将从父亲那里偷来的西域奇香，作为定情信物，送予情郎。这种香是晋武帝特别赏赐给贾充的，香味奇特，而且用过后一个月香气都不会消失。
后来，韩寿在上班时，身上的奇香引起了同僚的关注，这怪事就很自然地传到了领导贾充的耳里。贾充是个明白人，知道这种奇香当时晋武帝只赏过自己与大司马陈骞两人。然而，人家陈骞的闺女老不老实，他不知道，但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的，贾充他当爹的，还是清楚的。已经大致猜到八九分的贾充，没有声张，在私下调查属实后，这位曾有过“弑君”这样“光辉历史”的父亲，实在也不好以老道先生的形象阻挠女儿自由恋爱，便遂了女儿的愿，将她嫁于韩寿（这也是成语“韩寿偷香”的由来）。可以说，贾午用自己的大胆和勇敢，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果实。
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不仅平民百姓、大家闺秀敢大方地表白自己的爱慕，连身为一朝国母的太后也敢于大声地唱出自己的儿女私情、七情六欲。北魏胡太后胡充华不但公开交往情人，还在情郎杨白花叛逃南方后，将自己对他的思念写成情歌唱给全天下人听。她的《杨白花》词云：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零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春去秋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胡太后为了尽情，还命乐师整日在她寝宫外，吟唱此曲，摆明要让全天下都知道她对情人的痴心一片。一朝国母，本该母仪天下的太后都能如此毫无顾忌，大胆地表达对情人的思恋，当时妇女对待爱情的大胆程度也就不难想象了。
“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牡丹亭?寻梦》）杜丽娘在梅树边的这句绝望的呐喊，道出了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是啊，如果一对男女单纯因“爱”而取悦对方，努力让对方感受到幸福，并最终走到一起，那即便最后“酸酸楚楚有人怨”，两人渐渐成了平行线，也不会有太多的后悔，因为就算是“错”，也是自己的选择。可是，即便是“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样最简单的要求，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也还是遥不可及。与之相比，敢爱敢恨的魏晋男女，明显要活得潇洒得多。
话分两头，卫玠的这种弱不胜衣、我见犹怜如林黛玉般的病态美在南朝后期深得人心，并且发展得渐趋极端，几乎所有的士族子弟都在潜移默化中把这当成了男性美的标准形式来追求。对此，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篇》中有着精彩的描述：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梁朝士大夫，大都体质娇弱，面色苍白，形神消瘦，出则坐轿，下轿则要靠人搀扶方能行走。城市里，没有一个士大夫骑马的。如果有人骑马，则会被所有同僚以“有野心”的罪名弹劾……有个建康令名叫王复，生性儒雅，从未骑过马。一次，仆人牵着匹马来到他身边，那马嘶吼了一声，王复就吓得抱着头乱叫：“这明明是老虎，你为何对我说是马？”
诚然，不堪罗绮、肤脆骨柔可以视为男性美的一种形式，像卫玠、贾宝玉那样的男人在一个大家族，在一个国家里也不是不能有，但如果整个精英阶层的男士都朝此方向发展，那就是对国家、民族、父母、妻儿的犯罪了。想当年，南梁保持了五十年的大体安定，表面上十分繁荣，堪称“盛世”，可是正如上文颜之推所说，南梁士大夫几乎个个都是卫玠，一个个都体弱多病，骨软无力，有人甚至把马当作老虎一样畏惧。
试问，这样病态的精英阶层领导下的国家，怎堪一击？他们根本不堪一击。公元549年，东魏叛将侯景率领区区五千老弱残兵，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梁朝陈兵百万的防线，并一举攻陷台城（今江苏省南京市鸡鸣山南侧），活捉了梁武帝和一班文武大臣。公元554年，西魏五万大军攻梁，有数十万军民在手的梁元帝萧绎，才败几阵，便出城投降。
可以说，这两场战争，给南朝士族社会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那些平日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的士族子弟，在兵荒马乱之时，有什么生存能力？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他们有的身怀大量金银珠宝逃亡，但因不会骑马，又体弱多病跑不了多远，往往在途中饿死。他们有的则比较有自知之明，知道肯定逃不远，就干脆坐在家里，等着贼兵找上门来，上演灭门惨案。江陵陷落时，西魏强掳了十万梁朝居民北上，可最终活着走到长安的只有三万人。不用说，那些如卫玠一般被粉丝“看看”就会香消玉殒的贵族子弟，在西魏士兵的皮鞭下，活着走到长安的概率，几近于零。
如今，日韩港台的“花样美男”文化也渐渐在中国内地开花结果，不但众多女性对这些“花样美男”趋之若鹜，极尽追捧，连很多男性也纷纷效仿他们的中性化装扮，并引为时尚。可以说，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现在男人染发、烫发、留长发，戴耳环、耳钉，擦粉，上香水，抹唇蜜等都已十分普遍。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这是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不能忽视男人阳刚人格的塑造。毕竟，对男人而言，与“美化市容”相比，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才是更重要的东西。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啊，男士最好既拥有漂亮的外表、迷人的气质，也拥有男人与生俱来的朴实、率直，以及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这样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才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男士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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