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简介

发布时间:2017-12-18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桐城派 ,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安徽省桐城市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春秋为桐子国,唐至德初建县制。古县名始于宋,崛起于明,鼎盛于清,尤以“桐城派”古文著称天下。“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桐城派,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派的某些特征,是桐城派前驱。

  桐城派,有1200余位桐城派作家、2000多种著作、数以亿字的资料---这些数字就是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

  “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1653~1713);方 苞(1668~1749)。

  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

  “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

  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姚 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编辑本段]发展历程

  方苞,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方苞以文章道德名于当世,继承归有光“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指中心即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指表达中心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倡语言“雅洁“,淘杂质,反对俚俗和繁芜,造清真雅谨朴质文体。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积极意义。“义法”论创立,为桐城文派发展奠定了基础。

  桐城派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弟子,尤刘大魁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魁,擅文辞。青年游学京城,拜方苞门下,著作颇丰。补充发展了方苞“义法”论,重于古文艺术。其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视艺术体现。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理论。“气”指语言气势,“神”是“气之精处”,是最本质独特的风格、性格特征的艺术体现,总结了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用到散文领域。“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是桐城古文秘诀。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字姬传,室名惜抱轩,弟子称惜抱先生。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他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是古代散文审美理论、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来源、散文风格特点,是创举。选辑《古文辞类篆》。

  姚鼐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生,桐城派亡。林纾仍鼓吹“尊孔读经”,斥为“桐城谬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

[编辑本段]文章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编辑本段]影响作用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 、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垧、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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