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呐喊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铁屋子”的“万难破毁”报有“确信”，绝望于“铁屋”中人的前途；他又从自身经验范围的有限性出发，认识到他之必无希望的证明不能折服别人之所谓可有，至少逻辑上不能抹杀希望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了“听将令”“遵命”呐喊的动力。待到他的“彷徨”时期，新文化运动已经退潮，阵营已经分化，原初的启蒙者的“将令”已无形中被消解，再加上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劣、婚姻方面的压抑、兄弟失和等因素，使得此时鲁迅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困惑和思想痛苦之中。比之《呐喊》，《彷徨》淡化了“听将令”的色彩，而走向启蒙话语的边缘。《呐喊》中受到挤压的作者的“确信”和绝望，虽显得黑暗和虚无，但作为鲁迅此时期心理真实的一面终于在《彷徨》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与此相映照的是，鲁迅又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直面人生的勇气，在否定希望的同时，又和绝望抗争。“反抗绝望”是此时期鲁迅思想探索的依归。鲁迅最终超越了希望和绝望，也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我们可以在《彷徨》中摸索到一条“反抗绝望”的思想斗争、探索的脉络，而《彷徨》本身就可视为鲁迅的“绝望”和“反抗绝望”两种意向和选择进行搏杀的战场。
《野草》和《彷徨》一样，都映射出二十年代中期鲁迅的内心矛盾和斗争，前者作为象征世界更清楚完整地熔炼进了鲁迅此时期的人格心理状态。作为基本上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作品，《野草》和《彷徨》具有生命体验上的密切联系，从而为我们进行彼此间的往返映证提供了基本依据。这样的往返映证，无疑对深入理解两者具体篇章大有裨益。
以上认识，构成了解读《彷徨》中《在酒楼上》的两把钥匙。
研究者们在分析《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的形象时，对他身份的界定往往出乎意料的明确，大多认定他是一位前“五四时代反封建激进的战士”或民国初年的一位对辛亥革命失望的颓唐者。关于吕纬甫颓唐情绪的由来，有不能抵挡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封建势力“卷土重来”和“对辛亥革命失望”两种解释。与此相应，在小说情节发生的历史背景问题上，便有了“五四高潮至落潮期”和“辛亥革命之后”的不同意见。两种结论虽相距甚远，却都不免有脱离作品实际之嫌--它们并不能从对小说的文本解读中得出。实际上，《在酒楼上》中情节发生的历史背景是模糊的，小说文本并未向我们透露任何导致吕纬甫消沉、颓唐的具体历史事件的端倪。之所以得出迥然相异的两种结论，症结在于对外部社会印证式解读模式进行的粗糙操作。把这些结论强加给小说中的人物，作下确定不二的“解释”，不仅有胶柱鼓瑟之嫌，也大违作者本意。而这种粗糙的社会印证，只能妨碍对吕纬甫形象的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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