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鹃
缘起：去年2007年3月诗人痖弦先生从加拿大到香港浸会大学客座三个月。2006年原本计划访问痖弦的访问事宜，忽然见到曙光，毕竟香港比加拿大近多了！就像台北到高雄一样那般简单。从接洽旅行社到订饭店、机票、保险等琐碎，我丝毫不想花脑筋，浏览一下网页，立即下订单。再打了两通确认电话，半小时之内，搞定所有事情，成就了这次访谈。
痖弦先生表示，这次专访很珍贵、很值得纪念，很多东西都是他未曾说过的话。昨天经过越洋电话，征询他老人家的同意，让我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紫：曾听一位诗友提及，她在写诗时，从不使用感叹词，并极力强调，认为好诗不应该出现感叹词。在您的诗作中，常见到啊、呀、唉、哟等感叹词。您对此看法为何？
痖：这些感叹词出现较多的诗写得很早，是我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少作。像〈无谱之歌〉里面感叹词就很多，那个时候用感叹词还是很流行，这是受了五四运动初期白话诗的影响。
使用最多感叹词的就是郭沫若和艾青，他们的诗里充满了感叹词，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纪弦。例如他的〈饮当归酒当归故乡〉，啊、呀的声音不绝。这是五十多年前的调调儿，后来大家慢慢地不太用了，这是时代的关系，有时是一种流行。不过感叹词用得恰当的话也很好，用得不好就显得夸张、造作。
感叹词的使用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你看大诗人屈原，他诗中很多「兮」字，这就是当时的感叹词。还有李白的〈蜀道难〉，一开始就用了一个长句，「噫吁戏危乎高哉」，这首诗是感叹词用得最成功的例子，非常生动，把蜀道险巇山势所引起的惊呼充份地表现了出来，如果删去了这一连串的感叹词，就觉得不够劲儿。
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啊、呀、哎哟如果能很自然地表达出来，也是生动的。如今大家不太用感叹词，是因为文风转变了，当然也是受到时尚的影响，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时尚。总之感叹词的使用是中外诗人常用的手法，在语言表达上自有其必要，自有其意义，并不落伍。
紫：从《弦外之音》中，得知您在１９６５年主演话剧《国父传》在台湾公演了七十余场，广受好评。此剧为何在当时造成这么大的轰动？什么样的机缘下，您接下了这话剧的男主角？您认为一部舞台剧最大的成功点为何？在这部戏中，曾为您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吗？
痖：我大学主修戏剧，是戏剧系毕业，不过我并没有走上演戏这条路。我总是觉得自己脸部线条胖呼呼的，太单调，没有戏剧感，如果我有像诗人管管的脸，我就会当演员。我没有从事表演工作，不过一直留在戏剧系教书，开《中国戏剧史》及《艺术概论》这两门课；我的同班同学中从事表演艺术并有成就的很多。
我在戏剧系当学生时，修过语言的课（王寿康的《舞台语言》），也接受过表演艺术的训练，台湾广播剧的创始人崔小萍是我的老师，教我们表演学，她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家。张彻也是我的老师，他是非常有名的导演，是个作家，也写新诗，后来到香港去发展，在电影界非常有名，贡献很大，他教《编剧学》。在课堂上大谈武侠电影，后来果然拍了不少武侠电影。他的武侠片，风格独特，像《独臂刀》就是他的代表作。他擅长运用男性演员，创造〈暴力美学〉。此外还有李曼瑰，教莎士比亚。后来我们回校补修学分，俞大纲教《中国戏剧史》，姚一苇教《现代戏剧》，连京剧的老前辈齐如山也来上过课，抗战名剧人王绍清做我们系主任，张英教导演、顾毅教《舞台设计》、段凌教《舞台灯光》和《化妆艺术》。我受过完整的戏剧训练，却没有走上表演这条路，但舍不得离开戏剧界，就留在学校教戏剧理论。
演话剧《国父传》这出戏，是这么来的：那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国家想演一出戏，纪念这位开国伟人，而这份工作就落在当时的戏剧系主任李曼瑰身上。她担任演出的总设计人，也是这部戏的编剧。当时她的想法是，最好找一个在台湾舞台上面孔陌生的演员，但他一定要受过戏剧表演训练，这样才会产生艺术效果，如果是面孔熟悉的演员来演孙中山，观众一眼就看出扮演者是什么人，就很难营造戏剧幻觉。所以她找上我，认为我「温文儒雅」，声音也不错，主要是受过学院式的表演训练，不必花功夫教导。
李曼瑰老师建议我化妆，装上胡子，叫我到镜子面前看一看像不像孙中山，我化好妆，站在镜前端详了一番，果然挺像的。在当时是很严肃的时代，演孙文的人好像演耶稣的人一样，是一种圣职，演员本身一定要健全，万一人格上、行为上不检点也不太好。所以当时我自己人品、学问怎么样，对于国父思想有没有深刻的认识，都要通过各方面的检验。为此还请了四位立法委员，包括吴延环立委在内，特别召见我，要我到立法院去，给我做了口试，看看风度如何，思想怎样，这才确定这个人选，非常慎重。
这个戏演了七十余场，在过去中华路的国军文艺中心、中山堂光复厅、大专的活动中心、南海路的国立台湾艺术馆，很多地方都演过，想不到竟造成不小的轰动，很多人都看了好几遍。那是一个戒严的时代，什么事都从政治上考虑，因为牵扯到敏感的历史恩怨，所以在剧中应该是女主角的宋庆龄没有出现，全剧只有一个女角，国父老师康德黎的妻子--康德黎夫人，在伦敦蒙难一幕中有一点戏。当年宋庆龄在共产党那边，所以台湾这边没提她。整个来说《国父传》这部戏很干燥，中山先生一出舞台就是演讲，没有多少动作。如果这戏有什么成功之处，那就是我在演讲时，用朗诵的方式处理台词，再加一点诗的韵味，就有了一种伟人的崇高感。那戏台词多，演讲成功了，戏也就成功了。我喜欢朗诵，声音也还算不错。当时刘硕夫也是我们戏剧系老师，他说从抗战起，几十年参加话剧运动，他认为中国演员中，只有两个人声音最好听，一个就是三、四十年代的演员金山，一个就是我。我天生的好嗓子要感谢我的父母，算不上自己的能耐。但是也有人说那部戏成功是因为我长得像国父，我听了心里不太高兴。我心里想，是因为我的演技才像国父，并不是因为我长得像国父。
那时候帮我化妆的人是聂光炎，他每晚提前一个小时来帮我化妆，化得非常仔细，至少要花去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我跟人开玩笑说聂光炎是舞台美术的专家，由他帮我化妆怎么会不像国父呢？因为他等于在我脸上画了一张国父遗像。聂光炎也擅长表演，在这出戏里演一个昏庸的清官。后来光炎在舞台设计方面成就很大。他也是复兴岗学院戏剧系毕业，比我晚一班。他曾经去美国夏威夷专攻舞台设计，成为台湾现代戏剧的重要推动者。
当时大概除了老总统没有看过这出舞台剧，连蒋经国都看了。戏结束后不久我就到美国去，回来时，蒋经国约见我，我去松江路的救国团总团部会见他。进门我先看到他的秘书锺湖滨，锺是我在海军时的朋友，我告诉说他说「你要把我带进去介绍呀！主任（当时蒋是救国团主任）不认识我。」他开玩笑说「他认识你的，因为他听过你的训话！」可见《国父传》的影响还继续在发酵。
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跟他夫人也来看戏，当时他是考试院院长，有人告诉我，他看戏时一直在擦眼泪，夫妇俩很显然十分重视这个演出，散戏后还特地到后台来跟演员致意，合影留念。他们到后台时，我还没有卸妆，孙科是国之重臣，党国元老，我是小萝卜头，照像时，照说我应该站在边上，但因为我还没卸妆，孙科坚持要我站中间，跟他们夫妇合照。远从伦敦来看戏的小康德黎夫妇也到后台来同我握手寒暄。
因为这戏，那年我得了全国话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最佳女主角是李虹，她现在也不演戏了，最佳童星是巴戈。这个戏对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不过也挺有意思的。戏剧是很迷人的，我不但用了功夫也用了感情。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不同的创造，每场表演到最后我都禁不住流泪。不带感情，不会有成功的演出，可惜当时录像录音器材不普遍，没有录像也没录音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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