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梭罗生于康科德城，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执教，然后他住到了思想家爱默生家里当助手，并从此开始写作。1845年，他单身只影，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独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此后他患了肺病，医治无效，于1862年病逝，终年仅44岁。
梭罗不像一位作家，却像一位村长-一位自己的村长。他是因为瓦尔登湖而出名的。瓦尔登湖，也是因为他而出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瓦尔登湖惟一的代言人。梭罗的理想就是营造一座特殊的村庄-一个人的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瓦尔登湖给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与条件，“为了什么理由，我要有这么大的范围和规模，好多平方英里的没有人迹的森林，遭人类遗弃而为我所私有了呢？最接近我的邻居在一英里外，看不到什么房子。我的地平线全给森林包围起来，专供我自个儿享受……”就像一个最符合他心愿的梦境，瓦尔登湖在他生命中出现了。他在这无人知晓的湖畔独居两年，从事着最原始的建设与耕种，有充裕的时间用来思考--思考自然，思考人类自身，思考那些在繁华都市中无从想象的东西。
《瓦尔登湖》这部平民化的经典，简直是他蘸着清澈的湖水写下的，他的散步、他的露宿、他的感叹与记录、他的计划经济（包括他的那点甚至算不上农业的种植），似乎都出自于上帝的示范。梭罗的手不仅拿笔,也拿斧子,他的眼睛不仅看书,也看绿树、青草、落日和闪动着波光的湖水。他的脑子自然也在思考,是在接近思维之根的地方思考,在那里大概也埋着感觉之根、情感之根。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做隐士比做总统要难。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人类贪婪地榨取着文明的禁果，把物质的享受看得比精神的创造还要重要。梭罗却离家出走了，投奔甚至在地图上都无法显示的瓦尔登湖。或许，他天生就是城市的叛徒、乡村的忠臣。他无法挽救乡村那衰落了的文明，可是乡村挽救了他，挽救了人类一颗枯竭的心。他像青苔一样恢复了滋润，并且成为瓦尔登湖、成为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的标志。
梭罗并不是瓦尔登湖真正的主人。原先的主人是位早年的移民，据说瓦尔登湖还是由他挖出来的，铺了石子，沿湖种了松树。由此可见，大名鼎鼎的瓦尔登湖，其实是一座人工湖。在一座人工湖边，却能发出诸多创世之初般的咏叹--梭罗确实是伟大的。我们只能猜测：他是否继承了古老的宿命，他是否长有一颗古老的心？
梭罗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瓦尔登湖畔,他把自己的生活需求降到了最低限度,摒弃了几乎所有的奢侈品,而他的精神生活也因此格外丰富。他在屋边的沙地上种豆,在露天的火上用印第安玉米粉和黑麦焙制面包,划着小船到湖上钓鱼……他在小木屋中读书、思考,同时他观察自然,与自然对话,在自然中探索人生的真谛。夏日整个上午,他坐在阳光下的门前,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之间凝神沉思。冬天,他在冰上测量湖的深度,湖水解冻的日子,他到处寻找春天的信号……梭罗与自然的亲近绝对是一种天性。
读过梭罗，我们浮躁的心能不引发震荡吗？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在自然中，然而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打量这一切，包括我们自身内心自然的需要。我们肯定梭罗，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效仿梭罗，以那样的方式去珍爱自己的生命，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保持这种自然的生活态度。
我们周围有的是为生存而不择手段的人，他们的内心在现实的物欲世界中被扭曲，生活只教会了他们去放手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的内心没有平静的时候，尽管他们也常去大自然游玩，但那只不过是一种生活之外的休闲而已。而梭罗呢，他是个彻悟主义者，他沉浸于湖边的小村，与禽兽为邻，在最纯净的大自然里阅读、寻找自然与内心的诗篇。
在19世纪中叶，美国正因商业和技术而走向大工业化国家。这样的社会变革，让梭罗很是不安，工业对大自然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不但如此，由此带来的剥削也让梭罗充满焦虑。对我们常人来说，工业与后工业社会带给我们的与让我们失去的相比，至少不会让我们对这个社会躲避、排斥。而梭罗的人生目的和他要到达目的路径，却要以这种离群索居素面朝天的方式，这是我们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这也正是梭罗的人格魅力。
梭罗的进步意义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与阐示，另为一种新文体的建立。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的先进，为机械化生产带来的高速发展而倾倒，对物质的追求日益显露。商品化时代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任何精神信念在这强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都变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面对这种现象，许多学者、思想家和其他一些仁人志士都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疑虑：难道资本主义商品化社会就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家园吗？难道现实中的金钱社会就是我们的精神归宿吗？带着这种种疑虑，梭罗--这位先验主义思想家独自一人住进了离康城不远的湖畔林中。在那里，他虽然只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但其意义却相当深远。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建屋取食过上一种原始简朴的生活。他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向世人证明，人们完全不应该将时间倾注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方面，而应当将少量的时间用于谋生而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精神探索。
梭罗对人类文明的第二个贡献是他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突出的成绩。在早期的美国文学作品中，他的《瓦尔登湖》一直被后人奉为美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与其同时代的天才作家霍桑、麦尔维尔和恩师爱默生相比，他的散文似乎更具备20世纪的风尚。
梭罗代表的是一种精神，而并非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精神，在21世纪的今天对我们更具有指导意义。
梭罗性格中最吸引我们的可能就是那种与我们的性格最不同的东西，就是他整个人的独特性。他也许比别人更多地逃脱了概括，逃脱了归类。梭罗生活得有时像个隐士，他可能时常觉得那山、那水比那人更与他相投，山川草木均是他的密友，甚至他的一个朋友也说他：“我爱亨利，但无法喜欢他，我决不会想到挽着他的手臂，正如我决不会想去挽着一棵榆树的枝子一样。”真的，他生活得像一棵树--我们可以从树的全部意义上去理解这句话：它的伞样的形状，它不断迸发的枝条、它的蓬勃向上、它的扎进土壤深处的根须和承受阳光雨露的绿叶，而尤其是它的独立支持和独特性，对于梭罗，我们可以像惠特曼一样说：
做好一件事--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专心致志于你所做的事--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要急于成功？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伙伴，那也许是因为他听到的另一种鼓点，遵循的是另一种节拍。人啊，不要用世俗的成功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吧。而你却要专心致志做好你要做的事--一辈子也许只是一件事。
而这就要使你的心灵单纯。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简单，你要去弄清那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这往往是大自然慷慨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不要以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简单的问题，不要以多余的钱和精力去购买多余的东西。
我们总是过于匆忙，我们似乎总是要赶到那里去，甚至连休假，游玩的时候也是这样，要急急忙忙地跑完地图上标上的所有风景点，到一处“咔嚓、咔嚓”，再到一处“咔嚓、咔嚓”、然后带回可以炫示于人的照片。我们很少停下来，停下来听听那风，看看那云，认一认草木，注视一下虫子的爬动。
人们总是乐于谴责无所事事，而碌碌无为不更应该受到谴责？特别是当它侵害到心灵也许是为了接纳更崇高更神圣的东西而必须保有安宁和静谧的时候。在梭罗于瓦尔登湖度过的第一个夏天，他没有读书，他种豆，有时甚至连这也不做，他不愿把美好的时间牺牲在任何工作中，无论是脑的工作或手的工作。他爱给他的生命留下更多的余地。他有时坐在阳光下的门前，坐在树木中间，从日出坐到正午，甚至黄昏，在宁静中凝思，他认为这样做不是从他的生命减去了时间，而是在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许多、超出了许多。
梭罗并不希望别人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因为他希望自己也不总是过去所是的人。他不执意要做一名隐士，他想隐居时，他就来了，他觉得够了时，他就去了。他注重的是生活得自由，而不是执着于某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他明确地说他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或邻居的方式。他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议者，他对每一个建议本能的反应是说“不”。而现在有什么人愿意做人中的黄蜂呢，人们更喜欢在互相恭维的泥淖中打滚。他的善意和同情并不表现为顺从别人，他的坚定和明智也不要求别人的顺从。他要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可是一个人仍然可以在这种意义上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即成为一个与任何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梭罗)不同的人，成为一个可以说这一句话的人--我是我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这块地方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正匍匐的地方，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出发去寻找它。它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栖所，也是我们心灵的故乡，精神的家园；它给我们活力，给我们灵感，给我们安宁。我们可能终老于此，也可能离开它，但即使离开，我们也会像安泰需要大地一样时常需要它。
而梭罗是幸运的，他出生的地方也就是他精神的故乡。不过，从他的祖先是从法国古恩西岛迁来而言，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寻找，一种失而复得。谁知道呢，也许他更其遥远得多的祖先(梭罗决不会以自已是美洲土著的后裔为耻的)曾冒死漂洋过海，而现在梭罗又重新找到了他的故乡。 （摘录整理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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