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青
诗歌的边缘化在今天已成为一种无言的定局。有没有挽救诗歌的必要？怎样挽救诗歌？好象这样的讨论声音在媒体发达的当下，微弱得可怜。
最近，我注意到诗人西渡和语文教育家钱理群先生撰文呼吁将诗歌教育确实地规划进教育体制的设计中。（《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25日15版《我们的孩子还需要读诗吗？》）我以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之所以我说它是一个伪命题，是因为作者过分强调诗歌教育功能的一面，忽略了作为文学的诗歌的整体环境。这样势必造成一种假象，以为诗歌的悲哀是个别的，是偏见。另外模糊了诗歌的真实存在形态，对诗歌教育的现状分析不足，有隔靴挠痒之感。任何孤立的理解诗歌生存方式，主观的判断诗歌现状都不利于诗歌的发展。这些只能是遮蔽了不足，误导了大众对诗歌教育的认识与真实度。
文体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文学一直末能摆脱依赖世俗的存在。这是中国文学的宿命，也是文学难以独立的顽疾所在。传统的文体界别作为庞大的文学形式的主要区分度，它的出现本身就好比人类语言的出现，是人类无奈的选择。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盛行不同文体。文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这不等于说，生活是决定文体的唯一条件。纯粹的文学与世俗文学的同时存在，也是文体不敌世俗的先决前提。
诗歌曾作为中国文学的发端，有着较长的辉煌鼎盛的历史时期。这种文体特征可以说是深深地烙上了乡土中国的特性。成为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学传统。从20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诗歌改革的进程， 或者说现代诗歌的诞生与中国的制度变革紧密地联在了一起。这样的一个文学背景，使得中国诗歌难以从世俗境地中挣脱出来。仅有的一些所谓的纯粹诗歌，很难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中形成足以吸引一个时代关注的力量群体。
所以，中国的现代诗歌是所有文体中最具复杂性的。流派之多，受西方影响最大，读者群也最不固定，尤以情绪化明显。当然，也是最具文学特性的，受政治影响最小。在一个强大的政治话语环境中，现代诗歌一开始就具有边缘化的特点，大众性也相对较弱，民间基础自然也很薄弱。而传统古典诗歌作为诗歌的存在有着很强大的民间性。因此，诗歌一方面具有精英特征，另一方面则是牢固的大众性。由于两者之间的路径不同，互通与交融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民间世俗教育中，古典诗歌一直占着绝对的位置，现代诗歌根本无缘进入。现代诗歌通常被认为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现代教育教材则将古典诗歌安排在小学低年级，高年级才有现代诗歌。这样就出现一个现实，中国诗歌最近的一百年里，很大程度上是分野的，只承认古典诗歌是现代诗歌的传统，而现代诗歌又是与古典诗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同时就产生了一个自然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讲授诗歌？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现代诗歌不仅是陌生的，甚至两个人群是对立的。分而制之也在所难免，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模糊在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诗歌之痛是文学之痛，更是不同主义的终极所在。诗歌的身上同样寄寓着一种精英理想。
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的特征逐渐显现。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的一些问题，时不时的在我们身边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再读现代诗歌，其中的现代味也慢慢地品咂出来了。也只有在这样历史环境下，才能悟出现代诗的深味和意蕴。
这是作为文学意义上的诗歌的现状。世俗意义上的诗歌由于具有强大的民间性，仍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读诗吟诗的传统在民间并没有完全消失。通常意义说的诗歌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读者，特指的是现代诗。笼统的说中国诗歌传统动摇了，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客观的。
有鉴于此，我以为当下诗歌在教育中需做好这样几件事，一是普及现代诗歌的诗学特征，尤其正确处理好诗歌在“二元形态”并存方式下现代诗的立场；二是将诗歌教育放置在整个文学教育中，事实上，教材中的诗歌比例是不少的，关键是如何提高教学效率；三是诗歌考查的途径和方式值得探讨。
目前，诗歌教学争议最大的焦点是高考的考查方式有意回避现代诗。考纲明确要求，主观题鉴赏诗歌是古典诗歌，前几年考查现代诗歌是客观题也被拿掉了。作文基本上是除诗歌外的文体。全国每年高考优秀作文凤毛麟角。所以，导向上的人为痕迹是不利诗歌发展的。
另外，技术化倾向也是诗歌在教育中不振的一个原因。诗歌的蕴藉的语言特点，丰富多彩的形象意蕴令技术望尘莫及。所以在这样一个以信息为主要特征的商业社会，诗歌显然不被容纳的。这跟教育者的放弃有很大的关系。如此说来，这个时期散文﹑小说显得活跃多了，因为这两种文体相比诗歌要更世俗些。我因为世俗的盛行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诗歌的不景气也是自然的事，所以就有了上面这样的言论。危害在于人为的技术因素会丧失人文的根基。
我还注意到网上有这样的言论，“主张废除文体限制者并不了解语文教育。文学才能并非高考作文重点考察内容，作文教学目标并非培养文学家，相反，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文体训练，培养写作的基本能力，为日后进入社会打下文字基础，这是作文教学的终极目标。诗歌虽然并非少数人的专利，我们也曾有诗人多于读者的年代，但诗歌还真难说是‘实用性’的文体，在生活节奏快的今天更是如此。”这样的言论是危险的。是典型教育缺失的表现，是绝对化和教条化的典型话语，这样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教育者果真以这样的逻辑对待教育，教育的未来还有什么希望。
既然教材中安排了大量的诗歌，为什么考起来就无动于衷，人为限制诗歌呢？以我之见，除了上面的客观因素外，出版社与考试中心分属两个机构，各有自己的一套科学体制，不然怎么解释。总不至于说，不考，是为了给学生减负？也是在为阅卷者减负？罪在诗歌形式本身。
所以，我认为钱老的《呼唤“诗教传统”的归来》有些抹杀中国诗歌的民间实际，而西渡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对物质化的今天诗歌的失落的焦虑显得又有些悲观。按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国现代诗歌倒是遇上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时期，也许这永远是一对悖论。按这样的逻辑，文学的复兴也是必然的事，根本没有必要忧虑，只是不知她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两人都没有回到问题的根本上来。当然这些与他们刚刚编出的一套“经典阅读书系”丛书无关。毕竟他们为诗歌的振兴在做着自己喜爱的事。至于孩子们要不要读诗还用得着讨论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吴长青 男 江苏射阳人，毕业于盐城师专中文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江苏省作协会员，南京师大文学院高级访问学者。著有散文集《开往春天的地铁》（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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