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涛
中国一向就是官本位，人生三万六千日的所有作为似乎都是为了获得个一官半职。对知识分子而言尤其如此，所谓“学而优则仕”是也，不闻有“学而优”则农、则工、则商......“大也是个官，小也是个官。大官小官不一般。”东北二人传中这十几个字的道白不能说不具有普遍意义。
我做过二年半的小官（其实准确地说是“吏”）--语文教研组长，在做到不满二年的时候就有了身受缧绁之苦的感慨，觉得自己跟蒲松龄笔下那位负责捉蟋蟀的成名很相似，就去与校长谈“辞官”。一次不成，两次；两次又不成，就又想到了蒲老先生的那句话--百计营谋不得脱。再后来索性来了个“挂印而去”。官终于辞了，以为每日里可以随心之所欲，教书育人，读书作文了，大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快意。然而这快意却是倏忽即逝，辞官前幻想的肥皂泡破碎得乱七八糟，肥皂水溅了满脸。
麻烦首先来自自己。我没有成“佛”，没有大彻大悟，没有辞掉中国人固有的心态。于是，校内校外，对着同事亲朋反反复复地去说明我是辞官而非被罢官，总是弄得人家既糊涂又明白哑口无言方才罢口。而我自己的内心里却还总是揣着个惴惴不安的小老鼠，生怕人家不相信我的话，自己的脸上实在没有光彩。
其次是学校领导。我的挂印恰在大校长走马上任不到一个月，二、三校长由原来的三、四校长顺次递升。好家伙，跟陶渊明的挂印偶合得天衣无缝。读过几卷书的定会想到陶令那句“不为五斗米折腰向××××”，没读过书的也会想到那句“猪八戒摔耙子--×××（×）”的歇后语。如此一来我岂不是倒了大楣？这些不是我庸人自扰凭空想出来的，在那一段时间里，就很有人善意地责备我，毫无恶意地给我后悔药吃。“不合作”“不捧场”“拆台”之类的言辞充斥了我的耳鼓，这其中就有一位是某校长的夫人。我就不得不开始了第二轮的辩解。可是似乎并无什么效果，人们不相信一个中国人辞官会是合作态度。也或许有人相信我的目的的非目的性，却也同时相信我的结果的结果。反过来，尽管那位校长夫人解释说是与我开玩笑，但我却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不是“半真半假”。
第三，在我挂印的时候，市委组织部、市教委正在准备为我们“聘任”一位副校长，有人以为我对此事有看法或者想一争高下而不得才“辞官”。这当然是极少数的混蛋想法，我不会混蛋到那样不知天高地厚。对此类言辞我无话可说，没有去辩解。
第四，很多很多人认为我与组内的老师合不来、闹矛盾而辞官。不少外组的老师对我极“同情”，“语文组不好领导啊！不像我们××组”，弄得我简直就想哭。大家彼此都是挣饭吃，我为啥要跟人家过不去？他又有什么必要给我出难题？既然你好我也好又何来矛盾？这是我向人辩解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种说法不但令我蒙受了不白之冤，而且给语文组所有可敬可爱的老师们带来了人格的侮辱。我敢发誓，语文组跟××组一样好领导，不但好领导，而且工作做得多。我们的工作口号是：胖的拖瘦，瘦的拖垮，垮的拖死，死的拖出去。牢骚发了一大通，可不还是在努力地“拖人”与“被拖”吗？发发牢骚其实就是放个屁，浊气排出四体舒畅岂不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吗？
第五是有人据此开始对我重新评价，对我这样一个“偏激”的，“不想做官”的人入党表示怀疑。在这些人眼里入党就是为做官，与信仰无关。我有时也想说上几句，可是一是觉得毫无必要，二是怕他听不懂，也就付之一笑。
第六也是有人从思想上来考查我的辞官，说我是在耶稣基督与佛祖释伽牟尼之间作选择时走入了信仰的二难境地难于自拔而思想发生了偏差作出了令人不解的走火入魔那类的怪事。呜呼哉！我何止读《圣经》《金刚经》《百喻经》？我还读《黄帝四经》《道德经》《南华经》，甚至也试图去读《可兰经》。莫非读“经”就是要入“教”？我无可奈何，看来读书也要转到东篱之下了。
介之推携老母遁入深山不作官，被活活烧死，人家那官辞得壮烈，辞得有节操；陶渊明归去来兮，“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官辞得洒脱；我呢？所辞根本连官都不是，却受了这么多的洋罪，一言以蔽之--窝囊！
几个月过去了，现在总算平静了，几乎没有人说三道四了，我终于真的有时间教书育人读书作文了，作这段故事为文，慨叹一声--辞官也难！
1999年4月11日于饮鸩斋
（本文发于1999年第9期《中华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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