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5年5月（南明弘光元年四月），豫亲王多泽指挥的清军主力，炮轰已被围困三日的扬州城。顿时，“失石如雨，尸积如山，清军籍以登城，蜂拥而上。”城内南明军民遂与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城内战死者甚众，史可法自刎未殊，遂遇害。”（《明通鉴》）
当古老的扬州城在腥风血雨中陷落后，多泽便以不听招降为名，下令屠城。“街中尸体陈横，互相枕籍，血流入水中，池塘为尸体所添满。”“查焚尸簿记载，前后共计八十余万。”（王秀楚《扬州十日》）
几天之后，清军兵临南京城下，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亡命于浙江，南明弘光小朝廷覆灭。
毫无疑问，明末是中国历史上悲剧色彩最浓的时代。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在异族大举入侵之下而覆灭的。所以，在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往往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对这充满凄然诔气的“扬州保卫战”和空前灾难的“扬州十日”，究竟如何评说？
有人认为，“扬州保卫战”和“扬州十日”的大屠杀，是一场民族之间的战争和杀戮，即是以满族为主体的清朝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南明之间的战争和杀戮。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都是以武力征服为后盾的。
然而，我们能仅仅用这历史的未来为当时的历史定性吗？
当时的历史，实在是比我们所相象的要复杂得多。据《甲申朝事小记》载：就在距扬州保卫战开始的二十余天前，史可法从扬州至泗州部署抵抗南下清军作战的途中，便得知：“泗沿河一带总兵官李遇春已降。”在清军包围扬州城的前几天，史可法又得知：“总兵刘良佐和高杰已降清。”而在清军炮轰扬州城的前夕，“甘肃镇总兵李槭凤，监军高歧凤出门降清。”于是，在后来的“扬州十日”的大屠杀中，这些降清的汉族部队大都充当了满清杀戮南明军民的帮凶。“高杰叛军至扬州城，其掠夺比满兵更甚。”（王秀楚《扬州十日》）
对此，今天有人不由感慨万分：汉族那睚眦必抱的血性到哪去了？于是，开始怀念和诅咒汉族曾经有过的雄浑大气和在扬州十日”中的奴性。
事实上，这汉人中的“麻木与奴性”，不过是王秀楚眼中的一部分人的行径而已。其实在民族危亡之时，有相当多的汉人选择了与清军“以死相争”的英勇壮举。据《明通鉴》载：清军攻入扬州城后，“扬州知府任民育，绯衣端坐堂，遂见杀，合家男妇尽逋井死。同知曲从直与其子死于东门。总兵刘肇基所部四百人巷战，格杀数百人，后骑来甚众，力不拔，与副将乙邦才战没。”又据《甲申朝事小记》载：清军围攻扬州城之时，“副将马应魁，领旗鼓，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抱国’四字于背。扬州破，战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
其实，为反抗满清暴行而死者，不仅有南明的将士和士人，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下层的普通市民。其中有医生，商贩，渔夫等。如市民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同上）
那么，到底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们，面对死亡而临危不惧？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尝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顾炎武看来，改朝换代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而汉族文化的沦丧，具有更为严重的历史后果。因为，汉文化的兴亡，才是每个人戚戚相关的大事。
我们说，“忠义”观念，不仅是南明时代汉族的价值观，也是中国数千年传统道德的最高原则。“忠义”，乃“忠为报国”（孔孟之后，封建统治者则将其异化为“忠君报国”）。顾炎武这痛心汉族文化衰亡之感慨，显然仍未从根本上捅破君权专制下的“忠义”观念，这层薄纸。但我以为，在民族危亡之时，这“忠义”有了一种全新的内涵。它不仅是争得民族生存与自由的精神支柱，也是生命价值之所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扬州保卫战”和“扬州十日”，乃是一场民族生存之战。在南明军民与清军以死相争中，实际上是以生命来争得他们的生存空间和人的相对自由这一“天下”，以期待新的个体生命的生成与安置。因此，“忠义”观念，便升华为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和张扬。所以，为民族精神这一生存空间的“天下”而死，也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人生选择。
相反，那些在民族危亡来临之时，纷纷投向满清的汉人，不正是丧失了这为民族生存之“天下”而死的“忠义”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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