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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提到李白，恐怕无人不知不晓，特别是他的同时代朋友和后世文人们在李白身上寄托着自己的希望，十分赞誉他对达官贵族的“轻蔑”态度，一首诗歌更是着意刻画他“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平生傲岸、叛逆不羁的形象被后人拔高夸大，其实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李白并非像他自己宣称或别人颂扬的那样远离权贵，而是一生都应酬周旋、奔走于朱门显宦之间。
从青年时代起，李白就遍访四川地方要员，拿着当时的“名片”投刺京城来蜀的官僚，得到过以礼部尚书衔出任益州长史的苏廷页赏识。为了十年寒窗脱青衿，一朝能为帝王师，他隐居岷山待价而沽，广汉太守慕名前去看望他，使他的名声渐大。开元十三年(725年)，25岁的李白走出三峡漫游东南，展开了广泛的干谒活动，他不仅娶了唐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还先后向各地官员上书拜见，希望能荐用自己，但却大失所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10年后，他来到了国都长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别馆，谒见了宰相张说的儿子、驸马都尉张土自以及一批朝臣大官，期望“攀龙见明主”，然而仍无结果，只好悻悻出京漫游，愤慨不平中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行路难》等诗歌，以此隐喻胸中磊落不满之气。于是他改装换巾趋向山林，隐居蒿庐，交结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道士，试图走出一条世俗垂青、贵人揄扬的“终南捷径”。应该说，这条捷径是以肉体磨难换得的，深山大泽之中结草为庐、凿穴而居、饮食粗糙、单衣遮体，那种被文入们所诗化的麈尾鹤氅、跨蹇寻诗，或踏雪访梅、钓竿斗笠的隐士生活是很少见的。中国的隐士大多是扬言孤峰逍遥隐逸，实际上是欲邀求时誉擢居美职。隐土超出尘表的卓异人格固然羡慕，但栉风沐雨的艰苦生涯绝不像人们幻想的那样潇洒超脱。
天宝元年(742年)初夏，可能是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推荐，隐居的李白被征召入京。他洋洋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认为自己将被重用，代草君言、建立功业，甚至把玄宗比作汉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马相如。入京召见于金銮殿后，李白果然受到皇帝重视，命供奉翰林，在一年多受宠遇的日子里，演出了七宝床赐食、高力土脱靴、杨贵妃磨砚、饮酒眠闹市、狂笔草蛮书等广为传诵的奇闻逸事。许多曾讥笑过李白“落魄微贱”的势利小人，这时却纷纷请谒与他称兄道弟、酒宴交欢，这更使李白满面春风，十分光荣，不得志时拼命想做官，得志后便尽可能明哲保身，于是他出入宫掖献赋作词，侍从皇帝讨好贵妃，交结王公大官赠诗宴酬，写了许多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无聊诗歌。
但不知是唐玄宗对他那些歌颂宫廷生活的《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等不感到清新、俊逸，还是翰林院里那些候补闲员的同事们谗言诋毁，或是他本人褊狭，十分清高的声称要浪浮江湖，反正没等到他“功成”便被“赐金还山”，实际上就是被皇帝下令驱逐出朝了。在唐玄宗的眼里见过多少“神气高朗”的文人，李白只不过是一个有“穷相”的布衣隐士，充其量和当时的梨园弟子、侍奉乐师是同等的材料，召他入朝只是用其名气与才华作延揽精英的摆设，并非为了让他治国参政。
李白对自己忠心报君之心不被理解感到委曲不平。他对好佞之辈的谗毁极其愤慨，常常表现出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清高气概，但又十分留恋不舍宫廷侍从的生活，所以他不仅在皇帝面前以恭谨小臣礼范的形象出现，而且攀龙附凤心向往之的和李唐皇室联宗结谱，其矛盾百出的庸俗气简直让人不敢与他刚正傲岸的性格相吻合。他颂扬唐王朝的列祖列宗，他讴歌唐玄宗是明主、英君、圣皇，甚至将皇帝比做太阳，从没有谴责君王的昏聩荒淫，他时时怀念玄宗的知遇之恩和供奉惠渥，他把自己比喻为被阿谀谄媚之流妒害的精卫鸟。因此，他是含着热泪离开长安的。
微妙的问题是李白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他在政治仕途上的失败苦涩，尽管这时他已44岁了，但仍匆匆忙忙按老路去赶行程。每到一处，他就与当地的太守、长史、司马、县令等官场人物上书赠诗、应酬宴请。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一些连史传都无记载的人物竟被他美誉为雄才豪杰，其目的是迫切的希望对方赏识自己，很多语气近于乞求。天宝十四年(755年)，李白竟执笔代替宣城太守向权倾朝野的右相杨国忠上书，言辞卑下，语多阿谀，尽管是为他人言，但实在是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与人格，后世研究者对此只好闭口不谈。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的干谒自荐活动无人顾及了，他听到永王李ヂ示经营长江流域，便兴冲冲的跑下庐山进入李ツ幌滦ЯΓ试图奋剑运筹立功建业，谁知李ゾ挂颉芭崖摇比军覆没，李白南奔自首后以附逆罪投入监狱，差点被杀头，最后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这是李白第二次惨遭政治上的打击，本来他满怀激情报效君王，要与永王李ス哺肮难，结果却身陷囹圄，所以他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迫胁”，减轻和开脱“谋逆”之罪。幸亏御史中丞宋若思将他解脱，随其到武昌幕府中协理文案，天真的李白又心血来潮，以宋的名义向朝廷写了一封自荐表，要特请拜一名京官给自己。此后他又两次向宰相张镐投诗，交结地方官员，希望能再踏上仕宦之途。上元二年(761年)李白听说太尉李光弼出征东南，虽然他已61岁了，仍向朝廷“请缨”，准备投身军幕，但因生病不得不半道还家，后到当涂(今安徽当涂)去依靠“从叔”县令李阳冰，不到一年便悲凉地病死在这个小县城了。
李白一生思想上渴求入仕做官，人事上却几次难以遇合，在行为上功名强烈直至乞求权贵，在情感上凹凸不平愤世疾俗。在他留下的1000多首诗歌中，充满了浪漫气质的夸张之词，豪言壮语中时时表现出“平交王侯”的幻想，对现实不满集中于从政之志无法实现上，痛恨厌恶的只是阻塞了他上进之路的小人，而对皇帝、权贵则是慧眼没识他的才干。如果说他一辈子功未成、身也未退，那么他一生也未真正安安静静地隐居过。同样，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个性解放、傲岸超然、纵情自适，和他猎取功名强烈从政的委曲求全，使他一生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诗人李白的崇高和文人李白的庸俗似乎竟能在主观上统一起来，这就给后代具有个性又颇受压抑的读书人们留下了极好的渲染素材与反思榜样。(葛承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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