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不提民族主义及钱穆主张

发布时间:2017-11-27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盛邦和

  

我们说建立民族的信仰。然而信仰不是凭空产生的,要有民族传

统文化做它的基础。熊十力是中国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奠基者,他的信

仰当是民族的信仰,而其信仰的根底来自中国的传统。

他自述较早从王船山思想处获得信仰建立的启示:

“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

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

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筏,洙泗之薪传也。”

民族信仰的建立,其目的是确立民族道德,培植民族自信,崇仰

先祖精神。是什么将民族联系起来?是爱。没有对民族先祖的认可与

爱,民族无以聚合。忘记、否定先祖,民族之爱必会减弱,民族聚合

必将失去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我们不主张神道设教,但主张对民族有一种类似宗教胜乎宗教的

民族信仰。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现代许多文化前辈都主张对本国历

史、文化与先祖抱诚挚的温情与敬意。他们向国民解释,热烈的信仰

总与火灼的激情相随,民族信仰所激发的爱国热情,将会爆发无可估

量的物质力量。

发扬民族信仰乃可求得团结国人、对外一致的精神武器。一个民

族要有组织力。战时要有组织力,战后经济竞赛也要有组织力。

最大的组织力是什么?不是制度,不是法令、不是惩罚、不是金

钱的刺激,而是民族的信仰心。在国与国的竞赛场,没有民族信仰,

“个人”参赛,或许会赢,“团队”入场,必然出局。不要说打仗

(“兵战”与“商战”),即使是一场球赛也会输(譬如足球)。

世界民族的竞赛既是武器与财力的比试更是民族组织力的比试,

是民族信仰力的比试。此正如戴季陶所说: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

人的事情。在战斗中人人都知道军令是绝对必要的。但一旦失却了信

仰,发命令的指挥官自己也可以逃脱。受命令的人更可能全场哗变。

“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

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去了信

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

中日甲午战争,军力大体相同,中国败战非败于“物”,而于

“心”。一代将尽,先亡者是其气数,是其信仰,是其民族心魂。有

清将亡,九州中国可叹已少“信仰”可语,国人精神已经涣散,一切

命令皆成烂纸。

正因为如此,当胡适学派以反对“崇古”与“迷信”为理由,对

中国先祖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义。

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

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各民族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

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

即无从说起。且神话有起于神话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

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

三国志)。

他强调,要断某传说是假说伪造必须拿得出相应证据,不可无据

而臆断某传说某古史是假造。怀疑古史,理由是某些古史(包括传说)

无确实考古证据。

然而反过来,说某一古史与传说属假造,也同样要有证据,“欲

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钱穆说,有时骤视两

传说确是相反,不能并立,也不可轻作否决,“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

新的解释”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新鲜之意义与地位”。

他在编写《国史大纲》时,提倡“国民当知国史”,确信知“国

史”方能建“信仰”。他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

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算

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国民。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

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

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所谓对其本国已

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

的虚无主义。

显然,我们在说到信仰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倡建立民族的信仰。

现代化是民族的现代化,离开民族的聚合不仅在“兵战”中战败,也

将在世界的“商战”中失利。要做到民族的聚合,民族信仰的建立须

臾不可忘记。要建立民族的信仰,要对中国的历史、语言与一切有益

的文化持一种“温情”与“敬意”,要对祖宗先贤持一分景仰与礼敬。

无有对祖宗先贤的景仰,对历史语言文化的景仰,我们将陷入民族虚

无主义的泥沼中去。民族信仰建立不起来,中国文化的建设只是不切

实际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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