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字 说《离骚》(网友来稿)

发布时间:2016-9-12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梁敏

《离骚》是屈原一生求索的写照。《艺概 赋概》说“屈子之辞沉痛常在转处”,这个“转”字,深得《离骚》辞情的妙处,是我们把握《离骚》感情脉络的关键。“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伦理的心灵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黑格尔语)屈原的伟大人格形成,同楚国的政治斗争相联系,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恰好就是《离骚》辞情变化多姿的客观依据,中有“转”处,也就合情合理了。

《离骚》开篇画出的是诗人踌躇满志、热心改革的的完美自恃的形象。他依仗“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优越条件,积极辅佐君主:“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给君主提出具体的经验和为君的楷模:“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而且自己积极培养改革人才,以佐君王:“余既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翼枝叶之峻茂兮,愿俟乎吾收刈”,可谓耿耿忠心矣。可是,君主昏庸,“灵修浩荡”,“悔遁有他”;“党人偷乐”,“路幽昧险隘”;“众芳芜秽”、“竞进贪婪”,现实给他的政治热情泼了一头冷水,他动摇、他彷徨,“延伫乎吾将反”一句,辞情首次急转,“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几句怨词,极言其沉痛。正如司马迁所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原毕竟是“内美”“修能”的完备者,几句怨词,与其说是沉痛,不如说言愤激,而反衬出其好修之心不可惩,斗争性格初露端倪。“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迅速拨正了路线,开始了上下求索的“天国寻”,辞情上升,气魄宏伟。可是,求见天帝,帝阍却“倚闾阖而望予”;求密妃,密佯狂洁身;求简狄,然无良媒;求二姚,然媒不力。漫漫征途上,“怀朕情而不发”,“求同贤而不得”,“美政”难以实施,“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又是一句沉痛之辞。“天国寻”一节是诗歌情感的第二个高峰,也是诗人斗争性格的发展。

诗人再度失意后,在巫咸、灵氛提出的去留两计中,他选择了前者,故有“吾将远逝以自疏”,辞情再跌,与第一跌“延伫乎吾将反”相比,过之千丈:失意愈重,辞情愈痛,理所当然。这里的远逝,并非遁世之举,仍是求索之继续。因为其思想基础是“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所以,“去国行”也是诗人斗争性格的又一发展,沉痛中不乏昂扬的战斗情绪。

“去国行”一节,铺张扬丽,写出远逝的准备、路线、仪仗,渲染出又一个悲壮的氛围,蕴籍着爱国志士与世俗弊政的极端不容,以及爱国与去国的纠葛难言,这正是诗歌情感发展的动力,它预示着,一个爱国者最终不能去国,引出了“仆乎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去国不成的结局,与其去国氛围描写对比,突出了诗人忠君爱国的情怀,更加激化了矛盾:从俗不能,去国不忍,去留两难,辞情倍加沉痛。这不仅是屈原个人同社会的矛盾,而是当时社会先进与落后两种势力的斗争,它构成了全诗情感发展的最高峰。象交响乐奏出的悲壮曲调的高潮音,声震寰宇,气震山河,又揪人肝肠,一个崇高的爱国志士形象跃然纸上。这一节,就行文而言,似属跌伏,就辞情而言,应属宕扬。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以毁灭一方为解决方法。于是,“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诗人以死洁身,全诗结局。辞情再跌,将哀哀的沉痛流于后世,启迪来者。

纵观全诗,“愿俟时乎吾将收刈”、“延伫乎吾将反”、“吾将上下而求索”、“吾将远逝以自疏”、“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五句,辞情相承,起伏跌宕,集中表现了诗人的斗争性格。痛中见刚,是《离骚》诗情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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