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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非奸杂文随笔
央视连续六集的电视剧《苏东坡》再次让这个千古文人走进大众的视野。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好事。
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准确地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怎么评价都不低,我们还可以说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又谁能达到他的高度?达到高度的又有谁能达到他的广度?
他的诗、词、赋、策论、书法,功业、政声、佛学、禅宗……我们记忆当中的苏东坡是无所不能的。因此,他的任何一点记忆都是我们今天乐道的源泉,比如,他的王朝云,他的肘子,他豪放旷达的生活方式,他无所不包的广博心胸。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面对他,你只能顶礼膜拜。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正因为他光芒万丈,那么相关的副作用就出来了,比如,他也很杰出的兄弟苏辙就暗淡了许多,而最为倒霉的可能就是章惇了。
一说到苏东坡的被贬,就会提到章惇。作为对立面,苏轼既然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章惇自然就是奸佞之人了。事实上,章惇本人的晚年直到死后,评价都很差,一来本身性格上有缺陷,二来也是他一头撞到了苏轼身上了,你招惹谁都成,怎么能招惹苏大学士呢?
其实,一开始他们是朋友,即便到了晚年,也没见公开撕破脸,这当然与苏轼“放眼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豁达有关系,但是,一个子瞻一个子厚,除了性格不同、政见不同之外,的确有不少交集。我们津津乐道的苏轼和章惇之间的仇怨,某种意义上算作是与当事人关联不大的一项情愿。
因为苏轼太理解章惇了,尤其是他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驱动下可能的所作所为。
两个耳熟能详的小故事。
年轻时,他俩一道游南山,到了仙游潭,潭两边是悬崖绝壁。章惇约苏轼下去提字,苏轼不敢,章惇冒险下去了,大笔写到:"苏轼章某来。"苏轼着章惇的后背说:你以后一准能杀人。"子厚曰:"为啥?"轼曰:你自己都能拼命,还能怕杀人吗?"章惇大笑。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说这两人一次在山上的一个小庙里喝酒,老虎来了,苏轼吓得掉头就跑,章惇却就地抓块石头敲打着铜锣,把老虎给吓跑了。
在这两个故事当中,章惇完胜苏东坡。
而且这个故事里可以折射出章惇性格的横截面,他是能够豁出去一切的人,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也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理想就是追随他的导师王安石实施变法,富国强兵,以天下为己任,为天下在所不惜。
其实,苏轼和章惇两家还沾着亲戚,章惇的儿子章援是苏轼的学生——很出色的一个学生,还有就是章惇的外甥女嫁给了苏辙的三儿子,算起来还有那么点亲家的意思。
这点亲戚关系是改变不了他的决断的。还有个小故事,第一次科举考试的时候,他也考上了,可是作为叔叔他考得没有自己的侄子好,他就放弃第二次重考,要知道,他虽然是叔叔,他的那个侄子比他还大一岁。
这是一个跟自己较劲的人,他心中有着自己的是非标准,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跨越他自己给自己划的红线,皇帝他可以顶,权贵他可以扛,群小他可以打压,朋友可以抛弃,自己可以毁灭。
问题是他的是非标准相当的高大上。他捍卫变法,目的是为了继承王安石的未尽的事业,而他和一帮旧党死磕,又恰恰是为了维护变法的推行。
无关变法的时候,他是怎样一个君子啊!苏轼乌台诗案,墙倒众人推。苏东坡的那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祸闯得不小,章惇引经据典,说龙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专利,人臣皆可以称龙的。他的辩词足足可以为苏轼洗白,也排解了皇帝的疑惑。你能说他是阴险小人吗?要知道,在朝堂上给人家辩护也是担风险的,比如司马迁之于李陵。
你可能会说,那时候他俩是朋友,伸手是应该的。那么还有一个事情,神宗皇帝要杀人,章惇用祖制对付皇帝,说大宋祖制不杀言官,神宗说要不流放吧?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急了,我这当皇帝的,不能一件快意的事情都做不得撒?章惇却冷冷地说,像这样的快意事不做也罢!
那个幸运的家伙真是恰好遇到了章惇,没资料显示章惇和这么个无名的小人物之间有什么渊源。
他的对抗是没有上限的。哲宗死了,皇太后要找继承人,她自己没有亲儿子,为了不让哲宗母亲朱太妃的俩儿子都当皇帝,她挑中了端王赵佶。章惇已经预测到了这种可能,极力反对,最后在朝堂上直接喊出了“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他一个人单挑执政的皇太后和未来的皇帝。翻遍中国历史,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胆识?苏轼行吗?司马光敢吗?不喜欢章惇的人说他是目无纲常,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看成是以命相搏呢?事实上,他看得有多么的精准,如果他赌赢了,宋朝就没有了徽宗,还有后来的靖康之耻吗?中国历史可能都会改写。我们说他是一个悲剧英雄一点也不为过。
他受到了报应,赵佶上台之后,他的结果比苏轼更惨,死后都不能消停,他的子孙被永远剥夺了入朝为仕的权力。如果我们理清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依然为他的悲剧幸灾乐祸,我们厚道吗?
况且,他的能力不仅仅体现在敢于犯上直言上,他堪称文武全才,是一个廉吏以及能臣。他是因为在地方上出色的吏治而走入王安石视野的。在他掌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加强边疆军备,重拳出击,对于辽国和西夏,都采取强硬的态度,把西夏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开疆拓土,要知道,那可是我们一贯津津乐道的重文轻武屡战屡败的宋朝哎!,以范仲淹和韩琦的能力也只能维持一个平衡罢了。
如果,继续沿用他的政策和路线将会怎样,无奈,历史没有如果。
可他的强硬在旧党那儿成了罪过,说他破坏了睦邻友好关系。我们伟大的司马光怎么讲?给点钱就行了,大不了,再割几块地。幸亏没割成,否则,那个圣人般的人物不知以什么样的面目来应对圣人的光环。
司马光的私德没问题,老百姓很喜欢,皇太后很喜欢。我们因为一个砸缸的故事和一套没几个人看过的《资治通鉴》在情感上对他迁移的多,真不知道是历史的误判还是粉丝情结的作拱?那个人和北宋的很多文人一样,真没多少实际的作为,一个劲地把自己装扮成圣人,其实不见得当真关心老百姓的日子和国家的兴亡——能力也未必达到,吵起架来倒是不含糊。他对付王安石都寸步不让,能把章惇放在眼里吗?
一个朋友的孩子在胡适跟前背诵“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胡适笑着说,这孩子是学物理还是天文的。谈论主义是我们的强项,也是我们自娱自乐的游戏,也就是说说而已。宋朝理学盛行,理学大师们还拍马屁似的给皇帝加封“宋理宗”的谥号,你要是细瞅瞅的话,那个皇帝是真不怎么样。那些大儒们要是有章惇一半骨气就很好了。
当然,苏轼的伟大在于他不比司马光、文彦博、晏殊。他热爱生活,他看不上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一曲新词酒一杯”的生活,他是能退能进,体恤民情,并有实际政绩和口碑的,他也有自己的标准。所以,他注定两头不讨好,新党认为他是当然的旧党,因为他那支不安分的笔如实写过新法的.弊端——尽管有些以偏概全;而旧党把他当战友,他却不支持全部废除新法。不过,正因为他的两头不讨好,才更让他的人格明显高于他们一大截。
我罗列这些似是而非的掌故,也不完全是为章惇辩护。章惇是一个鲜明的人,他的杀伐决断的确够狠,做事不近人情。以他当时的权力对于苏轼的确不地道,他准备给司马光掘墓也突破了我们的情感底线,而他想废除两宫太后,则更冒天下之大不韪,有些异想天开了。不过,我们在追忆事件的时候,不能选择性失明。新党和旧党原本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原本就很残酷,而且,应该说还是旧党在神宗驾崩高滔滔执政之后先动的手,章惇本人也因为是新党被贬汝州,也到过岭南。现在好容易熬到新党上台了,我们不排除他报复的心里,单从斗争的角度来讲,你如果放过了旧党,他们能放过你吗?他们的影响不驱除,新法能成功吗?
至于苏轼,以章惇的精明,他当然知道苏轼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苏轼的影响里太大了,粉丝大多了,上至朝堂,下到乡野,包括后宫都在崇拜他。而他偏偏又是一个“处处不合时宜”的主子,抗击打能力超强,你不把他挪远点,实在是不省心的。
苏轼吃亏吃住章惇的出手太重,也亏在自己的性格上。
不过,他还是比章惇幸运。作为一名官员,他虽有可圈可点之处,毕竟谈不上有多么惊艳,却因为文学和天才让自己万代流芳。而章惇作为一个真正的锐意改革者,一个想扭转乾坤的政治家,却被反复诟病,遗恨无穷。在世时,与他毕生相伴的是永不停歇的弹劾,去世之后,旧党得势,他被列为《奸臣传》。
他怎么能算奸臣呢?他一没有卖国,反倒给国家挣足了面子,更没有动摇社稷,相反他的梦想就是要打造一个强盛的江山。也能理解,他反对后来的皇上,毕竟天下是皇上家的,你都反对端王当皇帝了,自然不忠,不忠不就是奸臣吗?
这个奸臣当得也罢!我猜他泉下要是知道这个封号的话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这样。
舍得一身剐的人,哪里会计较这些?在政治的风浪上,他经历的太多了。他一会儿是政治精英,一会儿又是阴险小人;一会儿风光无限,一会儿万人唾弃,只是,有些不该的是,还祸及了子孙。
好在他的几个孩子都非常优秀,这点倒是比苏轼好点。
也难怪,他本身就是一个苛刻的人。
向来冠以儒学精神传承的中国士人,最缺的就是他的这种执拗胆识和苛刻。翻脸比翻书都快,见到主子点头哈腰,关键时候掉链子,司空见惯了。历史偏偏又是这些文人写的,所以,不按照他们的套路,你哪里还有什么好的评价?先知般的郑国的子产将法律公布于众,孔子和叔向立即反对,说那都是对付老百姓的,你都说出来的,我们以后怎么糊弄?孔子跟学生怎么说:仁者,爱人。糊弄老百姓就是爱人吗?圣人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说的多好!可少正卯与他观点不一时,孔子司寇没当几天,竟然把少正卯杀了,真是开了个好头啊!
儒学是好的,劝人学好、向善,讲究修齐治平,温文尔雅,近乎完美无缺。问题是往往停在理论层面,对于实践方面强调的少一些,没有多少实干家。所以,像王安石、章惇之类既有深厚的儒学根底,又兼具法家的气派,果断决绝,执行力强,多少有些“木秀于林”的架势,误解多多也就自然了,毕竟好汉难敌四手。
好在也有人给他说上几句话,有些人名头很大。我还是想选用苏轼的。苏轼的评价是“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