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儿赤的论文
八儿赤，或称八儿思赤，常作为一项职官名称出现于各类元代史料之中，但学界迄今未对之进行过专题研究，其来历和职能也尚未弄清。笔者想结合非汉文史料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八儿赤的词源及其含义
八儿赤一词，《元史》中仅一见，《元史·食货志》“岁赐”条目下记载:“八儿赤、不鲁古赤:江南户钞，至元二十一年(1284)，拨衡州路酃县六百户，计钞二十四锭。”这条史料表明八儿赤是一种职官。元代以“赤”结尾的职官多半是怯薛执事，这些怯薛执事的名称一般是由蒙古语名词加上表示职业的构词后缀“赤”(cˇi)构成，典型的有必闍赤、宝儿赤、云都赤等。若假定八儿赤同样来自蒙古语的话，按照元代的蒙汉对音规则，可将其读音粗拟为barcˇi，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蒙古语中的bars(虎)，而元人在汉译含有bars的名词时常将“s”省略，例如著名的barsk塴(即今之巴里坤)便被译作“八立浑”，此外，蒙哥合罕的女婿、外剌部驸马八立托，根据《释迦院碑》蒙文部分可知他的本名是barst塯e，因此，可以肯定八儿赤与八儿思赤是同一回事，其词根是bars。方龄贵先生便持这种看法，他认为:“蒙古语bars虎也。八儿赤，饲养虎之人也。”
然而在中国发现的元代八思巴字及畏兀—回鹘体蒙文文献中，我们找不到相应的例子来证实这种看法，也无从确定这个词的蒙文写法。幸运的是13～14世纪的蒙古人所统治的地域横跨欧亚，使我们得以在伊朗的一件伊利汗国文书中发现了这个词的本来面目。该文书为伊利汗不赛因(AbūSa'īd)于猴儿年(1320，回历720)发布的一道畏兀体蒙文令旨，原件现已残破不堪，分裂成8个残片保存在德黑兰博物馆，美国蒙古学家柯立夫对其进行了整理和释读。
在柯立夫排序第七的残片中出现了barsucˇin一词，该词位于残片第五行，紧随cˇerigüd(军人每)、ilcˇin(使臣每)之后，与宨baγucˇin(昔宝赤每)并列，表明它是一种职位，在去掉构词后缀cˇin(cˇi的复数形式)之后，其词干部分为barsu。而在蒙古语中，以辅音结尾的词干在缀接以辅音开头的构词后缀或其他词汇组成新词时，两者间常习惯垫连一个元音u/ü。以人们熟知的站赤为例，在伊利汗阿八哈兔儿年(1267或1279)颁发的蒙文乘驿文书中写作“Jˇamucˇi”，其复数形式在《元朝秘史》中的汉字音写为“札木臣”(Jˇamucˇin)，⑤词干Jˇam与构词后缀之间就出现了垫连元音u。又如16世纪初蒙古袄儿都司部首领赛那剌的本名，《蒙古源流》库伦本写作Barsubolod，而Barsu即bars之垫连了元音u的形式，上述两个例子足以表明barsucˇin一词是由词根bars与构词后缀cˇin之间添加了垫连元音所构成的。不过，有必要点明蒙古语里也允许barscˇi形式的存在，前述赛那剌的本名在《黄史》里即作Barsbolod，说明bars在缀接以辅音开头的构词后缀或其他词汇时也可以不垫连元音。综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八儿赤”即是蒙古语词“barsucˇi”或“barscˇi”的对音。
如同蒙文同时通行于元朝和伊利汗国一样，这个蒙古语词也进入了波斯语。德国学者德福(G.Doerfer)业已指出，波斯文史籍中的(b}rs摠)是一个外来词，他在列举了该词的若干波斯文异写之后，援引了柯立夫对前件令旨的研究，显然赞同波斯文的b}rs摠├醋杂诿晒庞锏腷arscˇi的看法。但以柯立夫和德福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八儿赤之解释却与方龄贵先生并不相同，柯立夫将barsucˇin译作“thosewhohuntwithcheetahs”(使用奇塔豹狩猎之人)，而德福则把b}rs摠┦臀“Hof-Jagdgepardenwart”(宫廷猎豹饲养人)，二者都视八儿赤为与猎豹有关之人。
这种看法在波斯文史料中拥有强有力的证据，《史集》第三卷中明确记载八儿赤的职责是在各地捕获猎豹，然后再将猎豹运送到伊利汗宫廷里来。而汉文史料《元典章》中有一条材料可以作为《史集》的佐证，其《走失铺马劄子》条云:
大德二年(1299)七月，湖广行省准中书省咨;刑部呈;准通政院关:
布伯告:“骑着铺马往懿州教豹子去时分，到大宁路门家庄村子，日头落了，兀剌赤塔察儿将驼驮马撇下，背着宣匣内盛放五疋铺马圣旨一道不见了。取了招伏，分付高州官司监着有。怎么生问的，官人每识者。”得此。施问间，又奉剌真平章钧旨，传奉圣旨:“那个失了的八儿赤每起铺马圣旨，若寻觅不见呵，兀剌赤塔察儿根底打九十七下者。”
结合上下文来看，圣旨中提到的八儿赤应当就是布伯，他自称“骑着铺马去懿州教豹子”，可见其日常使命之一就是训练豹子。结合豹猎盛行于元代的背景来看，可以认定元朝怯薛中存在着一批负责饲养、调教猎豹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即是八儿赤，他们的职责与伊利汗国同行是一脉相承的。
应当承认，方龄贵先生的意见也非常有代表性，因为bars一词在蒙古语中自古以来便训“虎”，豹在元代蒙古语中另有他解，如果认定八儿赤的主要职责与猎豹有关，则未免有名实不符之嫌。对此，邵循正先生已经作了解答，他指出“蒙古语的bars在突厥语中原训豹，不训虎”，邵先生的看法是言之有据的，在11世纪编成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喀喇汗王朝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便将bars训为猎豹(阿拉伯语fahd)，而突厥学家克劳森(G.Clauson)亦指出，bars在突厥语中指豹子(leopard)，也可以指其他大型猫科动物。
元代蒙古人为何要选择一个突厥语词bars来给负责猎豹的职官命名呢?笔者认为原因应当从蒙古人引入豹猎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中去寻找。在成吉思汗崛起之前，蒙古部只不过是草原上一个四分五裂的小部落，直到成吉思汗消灭诸部建立大蒙古国之后，蒙古贵族才拥有了供养猎豹的能力，然而蒙古高原并不出产可供豹猎的豹种，猎豹大量传入蒙古始于成吉思汗西征，随后豹猎才在蒙古帝国的权贵中盛行起来，而蒙古人在狩猎中使用的则是产自中亚、西亚地区的奇塔豹(cheetah)。
笔者注意到在《华夷译语》(乙种本)中，与豹有关的条目共有四条。首先是训“花豹”的sar，但此豹非彼豹，指的是俗称“土豹”的'鵟鸟;其次是训“豹”的宨lesün，这个词实际上是指猞猁，也与真正的豹子无关;②剩下的两条分别是训“金钱豹”的altunyarmaγ-liγbars和训“花豹”的alabars，不难看出二者乃是地道的突厥语词汇，用于狩猎的猎豹虽不能与金钱豹混为一谈，但它们同样产自蒙古高原之外的西方，那里的突厥人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bars”，而蒙古人正是从突厥人那里学来这个词汇的。
13世纪对于蒙古人而言，既是版图急剧扩张的年代，也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向西的道路打开之后，蒙古人认识了无数新鲜事物，他们不可能一一为之命名，于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文化背景类似又更早进入中亚及西亚的突厥人那里借用词汇便成为了蒙古人再自然不过的选择，bars不过是其中一例。
总而言之，元代的八儿赤与其说是饲虎人，毋宁说是豢豹人，其词源更多地来自于突厥语而非蒙古语。
二、八儿赤的职责
蒙古帝国的宫廷中何时开始设有八儿赤，史书中并无明文记载，结合猎豹传入蒙古的时间来推测的话，似在成吉思汗时代。接替成吉思汗的窝阔台汗是位酷爱狩猎之人，他不仅使用猎豹来打猎，还亲自“用牸按豹”，显然对于观赏性很强的豹猎颇为热衷，而《元史》和《世界征服者史》中都提到过他的豢豹人，表明至迟在窝阔台时期，汗庭中已设置了八儿赤。
大蒙古国分裂之后，八儿赤作为蒙古帝国的遗产被继承下来。与元朝并立的三大汗国中，伊利汗国设有八儿赤前文中已提及，《史集》还把整顿昔宝赤和八儿赤的不法行为当做合赞汗的一项德政来夸耀。需要指出的是，在经过大力整饬之后，伊利汗国每年上缴的猎豹数量仍达三百头之巨，表明伊利汗所拥有八儿赤的人数要比元朝皇帝多得多。
察合台汗国占据的质浑河以东之地也是猎豹的传统产区，蒙古人初起之际，该地区的居民便充当了将豹猎传入草原的媒介。在现存史料中，最早设置八儿赤的察合台汗是元代初年的八剌，据《史集》称，他在夺取了合剌旭烈之子木八剌沙的汗位之后，曾罗织罪名将木八剌沙贬为自己的八儿赤长。此后，察合台汗国的汗位转入八剌后裔之手，猎豹也常出现于他们向元朝诸帝进贡的贡品名单之中。而在一幅描绘帖木儿宴请明朝使臣的宫廷宴会场景的细密画中，同样出现了一位牵着两头猎豹的侍从之身影，这无疑是察合台汗国旧制之延续。至于术赤系的钦察汗国，也曾有过元廷进贡文豹的记录，钦察汗国很可能亦设有八儿赤的职位。
汉地蒙古宗王拥有猎豹的现象也十分常见。致和元年(1328)八月，怀王图帖睦尔(即元文宗)从江陵出发争夺皇位，路经河南时曾亲手将“金铠、御服、宝刀及海东白鹘、文豹”等物赐给拥兵劝进的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此时怀王尚未登基，匆忙北上时所携带的海青、文豹等物应是王府所有，天历之变中的这支小插曲从侧面反映出猎豹在当时已是宗王身份的标志之一。元初“四杰”之一赤老温的裔孙健都班，其在永昌王府的职衔为“领王府怯怜口、奴都赤、八儿赤、昔保赤、哈赤、军民诸色人匠”，表明这支蒙古宗王也在分地内豢养猎豹。另外，《经世大典·鹰房捕猎》中提到“(皇庆)二年(1313)九月，奉圣旨:腹里地面今年田禾灾伤，诸位下毋令昔宝赤、八儿赤前去。”据此来看，怀王及永昌王府并非特例，汉地诸王位下设有八儿赤乃是极普遍的现象。
元朝皇帝还常常颁赐猎豹给立有大功的臣下。国王木华黎的后人乃蛮台，因有“安边睦邻之功”，获赐“珠络半臂并海青名鹰、西域文豹”，据称“国制以此为极恩”，是以在元朝后期海青文豹之赏成为了皇帝笼络权臣的工具。由于驯养猎豹非专业人员不可，所以获赐重臣家中也应当拥有八儿赤。
关于八儿赤的职能，汉文史料语焉不详，但饲养和训练猎豹为其基本职责自不待言。蒙古统治者为驯养猎豹设有专门的机构，大蒙古国时期，驯豹的“御闲”设在蒙古本部，而当忽必烈确立两都巡幸制之后，豢养猎豹的官署亦随之南迁。至正元年(1341)九月从上都南返的文士周伯琦在途中曾赋诗称:
行宫临白海，金碧出微茫。饲豹仍分署，韝鹰亦有房。
诗中提到的“白海”就是著名的察罕脑儿，察罕脑儿行宫附近有许多为元朝皇室驯养猎鹰的昔宝赤聚居于此，他们在行宫附近建立一座名叫昔宝赤八剌哈孙的小城。八儿赤的执役性质与昔宝赤相近，在元代公文中也常同时出现，因此很可能被安排居住于同一片地域内，从周诗中将豹署与鹰房并称来看，两者位置应相当接近，即都位于察罕脑儿附近。当然，元代调教猎豹的场所并非只有上都附近的一处，前文中提到的八儿赤布伯称自己是“往懿州教豹子去”，可见辽阳路懿州地区也应设有与驯豹相关的机构。
依照元代惯例，怯薛的生产部门每年须向大汗进贡若干产品，诸如哈剌赤上缴马湩，舍里别赤上缴舍里别等等，昔宝赤所属虽非生产部门，仍需依例上交鹰鹘若干。根据《史集》的记载，伊利汗国八儿赤的职责中包括前往各地为伊利汗捕捉野生猎豹，对元朝的八儿赤而言，由于大汗对猎豹需索甚殷，而东亚地区又不出产猎豹，所以他们还肩负有前往海外购豹的使命。在前往西亚、北非等地购豹使团中，他们与商人结伴同行，既负责购买时的鉴别工作，也承担漫长归途中照料豹子的任务。
有必要说明的是，购买和豢养猎豹的任务尽管十分辛劳，却只能算作正式工作前的准备活动，八儿赤最重要的职责乃是追随大汗和权贵参加围猎，因此他们与元代两都的皇家狩猎活动有着密切联系。
中外史料中都有对上都豹猎活动的描述。马可·波罗曾提到，忽必烈大汗在上都时“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之”，这是元初的情形。顺帝朝宰相许有壬题咏上都土产黄羊时称:
草美秋先腯，沙平夜不藏。解縧文豹健，脔炙宰夫忙。
此诗描绘了文豹捕猎的场景，画面感极强，显系许氏亲眼目睹之再现，足证上都的豹猎活动一直延续到元末。
元代冬季常在大都地面举办大规模围猎活动，有八儿赤参与。据《通制条格》所引官文书称:
皇庆元年(1312)十二月十四日，中书省奏:“八儿赤、养豹子的、养皂鹰的、兀里养罕等，‘依着世祖皇帝时分行来的例，将着家小围场者。么道，圣旨、懿旨有来’。文书里照呵，世祖皇帝时分曾无将引家小围场的，不见有将着家小曾围场来。么道，他每言语里这般说有。”奏呵，“口说的言语怎生行?围场呵，索甚要家小扰民有?休教将引家小行者”么道，圣旨了也。
从上奏时间来看，八儿赤等人将要参加是冬季围猎，举办地则应当在腹里地区，尤其是大都一带，元代皇家狩猎中屡禁不止的扰民事件多发生于此。仁宗是元代皇帝中少有的能体恤汉地百姓的一位，故及时制止了游猎人户朘削腹里百姓的企图。不过，这伙人援引的世祖旧例恐怕确有其事，所以仁宗仅能够做到禁止他们拖家带口，并不能废除他们参加冬季围猎的特权。
受限于文字史料的匮乏，我们对八儿赤在猎场上活动的细节知道得并不多。求助于图像资料是跳出局限的一条可行之道，元人刘贯道的名画《元世祖出猎图》因其直观地反映了忽必烈大汗秋狝的场景历来受研究者的重视。笔者认为，《元世祖出猎图》的题材来自刘贯道亲眼目睹的元世祖从上都返回大都途中的秋猎活动，画面所表现的场景全都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而绘者宫廷画师的身份，使其能够把握住汗室游猎制度中的若干关键点，并反映于画卷之中。
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画面左下方三人的身份。第一人阔脸长须，身着蓝衣红帽，跨坐于一匹白马之上，右臂擎有一只通体雪白的海东青，为其身上最醒目的物件。白海东青在元代尤为珍贵，元成宗曾表示“是禽(白海青)惟朕及鹰师所鞲”，可见白海青一般为汗室独有，并不赐予臣下，如是则此人昔宝赤的身份呼之欲出。稍下方的第二人身着绿衣，留有婆焦发型，背身坐于黄马上，身后驮有几只猎物，此人右臂亦立有猎禽一只，但体型较小，全身呈淡黄色，应为猎隼，可能是《元史》中提到的怯怜赤。位于全轴最下方的第三人青衣尖帽，体貌带有明显的异域特征，应是西亚或中亚人，其身后有一只猎豹安坐于马背之上，猎豹的颈间系有一道绳索，紧握于前方的猎人手中，结合猎豹这一符号以及其与昔宝赤、怯怜赤出现于同一场景之中来看，此人毫无疑问是一位八儿赤。
不难看出，刘贯道为了在有限的画面中尽量真实地反映大汗秋猎的场面，精心挑选了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绘入画卷之中，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有其来历，这幅画因此可以视作是元代游猎制度具体而微的呈现。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八儿赤在猎场上的职责是带着猎豹参加狩猎，以供王公贵臣观赏。根据张广达先生介绍，猎豹的使用方式有三种，分别是用于狩猎、捕猎和跟踪猎，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需要八儿赤亲自将猎豹载于马上，伺机解开绳索，由猎豹来完成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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