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无常师。上和下,韩愈名句原文,出处

时间:2024-08-01 07:09:42 古籍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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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无常师。上一句和下一句,韩愈名句原文,出处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注释

  1.学者:求学的人。

  2.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给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所以,用来……的。道,指儒家之道。受,通“授”,传授。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惑,疑难问题

  3.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知,懂得。

  4.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5.生乎吾前:即生乎吾前者。乎:相当于“于”,与下文“先乎吾”的“乎”相同。

  6.闻:听见,引申为知道,懂得。

  7.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意动用法,以……为师。从师,跟从老师学习。

  8.吾师道也: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师,用做动词。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庸,发语词,难道。知,了解、知道。之,取独。

  10.是故:因此,所以。

  11.无:无论、不分。

  1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说哪里有道存在,哪里就有我的老师存在。

  13.师道:从师的传统。即上文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

  14.出人:超出于众人之上。

  15.犹且:尚且。

  16.众人:普通人,一般人。

  17.下:不如,名作动。

  18.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耻,以……为耻

  19.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20.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21.惑矣:(真是)糊涂啊!

  22.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23.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教给他书,(帮助他)学习其中的文句。之,指童子。习,使……学习。其,指书。句读,也叫句逗,古人指文辞休止和停顿处。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读(逗)的教学。

  24.句读之不知:不知断句风逗。与下文“惑之不解”结构相同。之,提宾标志。

  25.或师焉,或不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从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不从师。不,通“否”。

  26.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指“句读之不知”)却丢了大的(指“惑之不解”)。遗,丢弃,放弃。

  27.巫医:古时巫、医不分,指以看病和降神祈祷为职业的人。

  28.百工:各种手艺。

  29.相师:拜别人为师。

  30.族:类。

  31.曰师曰弟子云者: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

  32.年相若:年岁相近。

  33.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羞耻,以高官为师就近乎谄媚。足,可,够得上。盛,高大。谀,谄媚。

  34.复:恢复。

  35.君子:即上文的“士大夫之族”。

  36.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37.乃:竟,竟然。

  38.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难道,表反问。欤,语气词,表感叹。

  39.圣人无常师: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常,固定的。

  40.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境)的国君,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官职。

  41.苌(cháng)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

  42.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相传孔子曾向他学琴。

  43.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孔子曾向他学习周礼。聃是老子的字。

  44.之徒:这类。

  45.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论语·述而》原话:“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6.不必:不一定。

  47.术业有专攻:在业务上各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48.李氏子蟠(pán):李家的孩子名蟠。李蟠,韩愈的弟子,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49.六艺经传(zhuàn)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古称解释经文的著作为传。通,普遍。

  50.不拘于时:指不受当时以求师为耻的不良风气的束缚。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51.余嘉其能行古道: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嘉:赞许,嘉奖。

  52.贻:赠送,赠予。

  全文赏析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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