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经典同行征文

时间:2023-03-12 22:22:39 阅读 我要投稿
  • 相关推荐

阅读与经典同行征文1500字

  导语: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小编整理有关阅读与经典同行的征文,欢迎阅读。
 

阅读与经典同行征文1500字

  第一篇:阅读与经典同行

  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读书人在心理上和阅读的价值取向上无不受其支配。中国阅读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阅读的思想与方法,然而阅读的目的与动力还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读书人的阅读价值观。

  首先,是“学而优则仕”。从孔夫子提倡读书做官,到《大学》中阐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隋代初年创科举制度,到宋代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读书以致富贵。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其次是勤学苦读。在中国阅读史上,勤学苦读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等等,这些故事曾激励过数千年来读书人发愤攻读,积极进取,其影响至今犹存。

  第三,对文本的尊重。过去的读书人,往往都是藏书人或抄书人。印刷术在我国发明得很早,但印本书籍的流传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虽然已经流行,但印出的图书品种一般不是很多,或仅限于一些经史名著。在11世纪初期,《史记》、《汉书》等,一般读书人还要靠手抄。古代中国读书人的抄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过去的学者认为,好书当抄,抄书有益,抄书也是一种读书与学习的方法。书既不易得,读书人对书的敬重与珍视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所著《藏书记要》中的一段记叙,颇能反映读书人的一般心态。他说:

  且与二三知己,与能识古本今本之书籍者,并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书之久不刷印、某书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间访于坊家,密求于冷铺,于无心中得一最难得之书籍,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

  书不仅因贵重而加珍视,同时,书也是读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明代一学者曾说:可无衣、可无食,不可以无书。衣食本是不可无的,这里只是想表明书的重要。读书人常常嗜书如命,并从中获得乐趣。在读书人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私人阅读空间,书房的内外环境、买书、藏书、借书、抄书、读书,某些读书人的如痴如疯,正是中国阅读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书籍是读书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籍中,经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读书人心目中,经典具有力量,经典或阅读经典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序》中,对经典的力量与象征意义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认为:经籍是圣贤智慧的结晶,可以用来领悟宇宙的奥妙,探究天地、阴阳的消息,端正世间的纲纪,弘扬人类的道德。经籍显则可救济世人,经籍藏则可独善其身。读经籍可令人进步,否则就会落后。成大业者能推祟经籍,则将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经籍为念,则将为世人所重。统治者若要树立政声、显扬德威、敦励教化、移风易俗,哪有不从经籍而来呢?

  首先,经籍是知识的宝库,古今中外的读书人,在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经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贤或不肖,读书都会各有所获。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假使我们所有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然而,只要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会重新前进的。经籍贮存知识,并为人们的创造提供基础。

  其次,在中国科举时代,经书,特别是四书五经,再加上朱熹的注解,一直成为科举的最重要的教科书,成为读书人踏入官场的阶梯。千余年间,读书人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三,经籍有助于甚或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我们现在是否能同意这一看法并不重要,至少我国古代学人是这样看的。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说,《春秋》明辨人事经纪,判别嫌疑、是非、善恶,以宣扬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伦、礼义之大宗,有国者、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立说和史学研究,而是极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给皇帝的《进资治通鉴表》中称:该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又说,通过此书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资治通鉴》成为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颇受当朝皇帝的赏识,对后世皇帝及大小官员也有很大影响。即便在20世纪,有些人认为该书也是公务员必读的。

  第四,经籍有益于国家的治理、信仰的确立和教化的形成。

  第五,经籍或读书具有象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地位、权利或特征。读书会使一个人更有教养,即使不会,它也使一个人看起来有教养。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一些被采访的人物常常坐在大书架的前面,这不正说明书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吗?哪怕这些被采访者根本不读书,或根本没时间读书。当然,从阅读史的角度看,我们更希望书不是象征物,而应该是读物。

  第二篇:阅读与经典同行

  在中国,随着西学的引进,科举制度的废弃,传统经典与读书人愈行愈远。五四运动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当时,有学者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因而,为什么要读经典,在那个时代就已被提出。近一百年来,这一问题常常被人们提起。

  近十余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视、手机与网络的普及所造成的冲击,使人们的阅读时间大大减少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所谓文化软实力被学者们不断宣扬,而阅读传统经典,宏扬中国文化,正是这种软实力的必备内涵。

  1923年,梁启超在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治国学杂话》的文章。在这里,梁氏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

  一是,作为中国学人,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中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二是,梁氏认为,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也需要熟读成诵。他说: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们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

  那些传统经典中的好文学,浇溉和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涵养与情趣;而圣哲格言,在为人处事方面,给我们以指引,不致使我们陷入困惑的黑暗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多次动荡的中国教育界,多少已意识到梁启超的深意,开始强调学生的素质教育。

  1925年,孙伏园在自己主持的《京报副刊》上,发出“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文启示。“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文,当时有七十余位学者作家应征。

  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征询“读经”的意见。次年五月,《教育杂志》将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其中收录了时任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的意见。唐文治说:

  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尔典与吾华博士严幼陵相友善,严尝以中国危亡为虑,朱曰:中国决不至亡。严询其故,朱曰: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岂有灭亡之理?余谓朱说良然。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

  在唐文治看来,经书为国家的根基,可以团结人民、提高素质、开发智慧,创造和谐社会。

  1942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此后多次出版或重印。作者在《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见六十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担心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会忘掉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自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六十多年来,《经典常谈》也成了人们习读经典的经典。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讲座”,请84岁高龄的钱穆作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他说:我们今天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应该读四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庄子》。读了这面,还应读那面,这就叫“一阴一阳”。又说:这四部书都是古代的。若要再读后代的,则我再举三部。一是禅宗慧能的《六祖坛经》。第二部是朱子选的《近思录》。第三部是王阳明的《传习录》。拿唐朝以下的三部,汇合上战国时代的四部,可成为中国新的《七经》。

  钱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其所《七经》说,乃其一生的读书经验之所得。

  钱穆高足余英时,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上世纪末,作《怎样读中国书》,主张读传统经典,提倡“旧书不厌百回读”。该文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我们注重传统经典的阅读,或许源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所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然而,在美国,习读经典名著,特别是习读传统经典,同样是受人关注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前者致力于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美国《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大卫?丹比谈到母校坚持开设这类课程的原因时说:学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经典著作名单。学校试图通过它组织和教授这两门课的方式驱除这种污染。首先,阅读常常是艰涩的,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且校方坚持认为它是必要的。……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阅读与经典同行征文】相关文章:

与阅读同行作文02-26

阅读与经典同行作文04-15

阅读与经典同行作文02-14

我与经典同行征文1200字08-25

我与经典同行征文1500字08-25

与阅读同行作文(精选20篇)10-21

阅读与经典同行作文10篇[必备]04-19

阅读与经典同行作文(通用30篇)11-23

小学生关于与梦同行征文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