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时间：2024-11-15 10:41:20 赛赛名人故事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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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名人故事（通用14个）

　　在人们的印象里，科学家应该都是象牙塔里的幸运儿，文质彬彬的科学家们带着眼镜，穿着雪白的大褂，在仪表闪烁的实验室里做着各种奇妙的科学实验。这的确是现代科学实验室里的景象，而且也的确有很多科学家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为科学做着贡献。下面来看看中国科技名人故事吧!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1

　　现代科学的传入

　　竺可桢一代的留学生归国后，很多人成为了学科奠基人。丁文江、翁文灏开创中国地质学，是现代科学中国本土化的先锋，后来生物学方面也出现很多开创性的学者。继地质学与生物学之后，在竺可桢的领导下，气象科学实现了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体制化，1930年元旦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开始发布我国领土领海的气象预报，结束了由外国人垄断中国气象预报的历史。

　　“他们归国后，办刊物、学会，建系教课都是从无到有，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走出那么一大批大师”，樊洪业说。

　　“几乎空白”是竺可桢这代留学生归国后面临的科学上的大环境。不妨先梳理一下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对第一代科学家当时的处境大致有个印象。“世界史上的近代科学是16到17世纪科学革命的结果，最早是随着天主教及古希腊的东西传入中国，晚明时期中国人跟着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科学，看到了世界地图，知道了地圆说。”樊洪业说，现代科学传入中国是一个渐变过程，这个过程断断续续，时有波折，自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算起，西方科学的传入历经300余年，一直到1840年的战争，西方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人才意识到，要想船坚炮利，就得有理化知识，现代科学这才全面引入中国。

　　可以说，等到竺可桢等人归国，中国已有了一些科学传播的土壤，比如一些崇尚西学教育的新式学堂，但早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依然占据着很多人的头脑。“竺老一生除了研究气候、气象，专注更多的是科普，尤其对看风水、祭祀祈雨这些封建迷信非常痛恨，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思想没有解放，不想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反而寄希望于神灵，这是没有走出中世纪。”何亚平说，竺可桢为此写了许多科普文章，他一直提倡科学文化就要用科学精神来改造国民性，也一直在为科学扎根中国做着“土壤改良”。

　　“第一代科学家引入现代科学，是一个群体的作用，竺可桢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樊洪业说，竺可桢回国时，还是北洋政府时期，那时中央集权比较弱势，实业不发达，经济上比较困难，要想做些科学研究与传播，只能靠学人自己找门路，好在当时教授个人的地位高，收入较多，有些人会自己贴钱办刊物、办学会。

　　这一时期科学传播的'主角是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一个以唤醒国人科学意识为己任的同人团体，由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等人在康奈尔大学创立，竺可桢曾在其中任第四任社长。1918年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归国。在1915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科学社吸纳科学家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成为居于中国科学界首位的代表性组织。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中国科学社社员们热情地在《科学》杂志和其他场合进行着全方位的科普宣传。1916年和1917年留学期间，竺可桢就在《科学》上发表了16篇作品，1917年写就的《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和《食荤与食素之利害论》，现在看来已是常识，但在当时，有许多国人对此还比较陌生而且不能接受这些科学知识。

　　“当时，有一种氛围，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留学生回来，都想把外国在用的那一套搬回国内，各种学会随之涌现”，樊洪业感觉当年的学术氛围好也与之有关，学界同人间彼此砥砺、互相援助，一起办研究所、图书馆，印杂志，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许多事。“就群体特点来讲，第一代科学家敬业精神非常强，办一件事认认真真，这一点竺可桢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2

　　在人们的印象里，科学家应该都是象牙塔里的幸运儿，文质彬彬的科学家们带着眼镜，穿着雪白的大褂，在仪表闪烁的实验室里做着各种奇妙的科学实验。这的确是现代科学实验室里的景象，而且也的确有很多科学家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为科学做着贡献。

　　不过老多还知道另外一些科学家，他们没有什么先进的实验设备，甚至连起码的条件都很缺乏，可是他们却也为科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著名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她因和丈夫一起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而获得1903年和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而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实验室，开始时却是在一间上漏下潮的破旧棚子和一些极其简陋的仪器。当然，老多今天要讲的故事不是外国的科学家，而是咱们中国的。

　　上世纪初，在广东粤东北客家山中有一家客家人，他家的长辈们正瞧着一个赤着脚在田埂上到处乱跑的瘦弱的小男孩。这孩子虽然瘦弱但天资聪颖，家里人多么希望有一天这孩子能为他们光宗耀祖。

　　他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20岁那年居然考取了当时还很稀少的大学中的一所——国立南京东南大学(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这家人并不很富裕，整个家族好不容易为他凑足了盘缠，让他踏上了求学之路。

　　进入东南大学物理系学习，4年的时间让他从一个农村的土小子，变成了一个满腹物理化学知识，能说外国话的学生。毕业之后经朋友举荐，在南京谋了一个中学物理教师的职位，他以为职业生涯开始了。虽然吃粉笔末的差事并不很富足，但比起农村的生活那已经是天壤之别，本想就此安身立命。可谁知道生不逢时，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关键时期，硝烟弥漫，战云密布，南京城里到处是孙传芳的败兵。一天在街上碰见一群正在抢掠的游兵，被吓得魂飞胆散。而且他又染上了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病，咳嗽都带血，万般无奈，向朋友借了盘缠仓皇逃回了广东老家。

　　此时的中国可谓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就在如此惨淡的时刻，1920年中国的甘肃又发生特大地震，房倒屋塌死伤无数，震惊世界。当时在北洋政府地质研究所工作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率人亲临现场考察。看到如此惨烈的地震灾害，翁先生决计要在中国开展用仪器观测地震活动的事业。他找到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希望他推荐一个人来专门从事此项任务，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是学物理的、英文好。叶企孙搜肠刮肚，突然想起他在东南大学任教时那个来自广东的青涩少年正好符合要求，于是急发电报。

　　1927年仓皇逃回老家以后，总算交上一点好运，虽然不是衣锦还乡，但大学生在粤北的农村并不多见，不久以后在县中学当上了堂堂教务主任，并兼任物理和英语教师。1929年与自己一位善良的女学生结为连理，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妻子是富家小姐，经丈母娘的调养，肺病居然痊愈，小日子过得真是红红火火。突然间看到恩师的急电，一时不知所措。地震为何物，他一无所知，如何是好?新婚妻子说：“你去吧!”

　　于是，顾不上过春节，抛下怀着身孕的妻子，只身来到北京，从此便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地震研究事业。

　　1930年来到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受命，随即被派往上海徐家汇见习地震观测。那里有一个由外国人办的地震观测室，负责人是个意大利人龙相奇。谁知道一开始那个外国佬看不起这个来自广东的傻小子，什么都不教，只是让他熏烟纸(地震记录用的)。不得已，只好自己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当对地震稍知一二以后，又向外国老师请教。外国佬看这个小子居然会问自己一些问题，大为震惊，于是开始给他讲授一些地震观测知识，并让他进入自己的图书馆。可学了没多久，却又被急调回北京，建立中国人自己第一个地震观测台的事情在等着他。后来他与龙相奇成为好友，1934年他去美国帕萨迪纳地震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龙相奇把他推荐给美国著名地震学家古登堡先生。

　　地震台选址在离北京城四十公里以外西山的鹫峰上。那个地方现在都很少有人光顾，别说1930年了。那时的北京还是一个破烂不堪黄土满天的城市，出了西直门就没有洋汽车了。在西直门城楼下面有租驴的驿站，去西山或者骑驴或者坐黄包车，无论哪种交通工具往返北京和鹫峰之间都不止一天(现在开车从西直门到鹫峰大约需要1个小时)。而鹫峰之上更是荒凉，荒山野岭上是一座破庙秀峰寺。破庙旁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大律师林行规的别墅，林大律师慷慨地捐出一块大约100平方米的地作为台址，于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地震观测台建立起来了。在秀峰寺苍松翠柏的环抱中地震台的建设工作开始了。“忙了一个月，搞洋灰、钻、锉、磨，甚至于打铁也干了，最后总算把地震仪器装起来。……”50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

　　1930年9月20日国际标准时间13时02分02秒，鹫峰地震台记录到了第一个地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地震台。

　　这个地震台要什么没什么，电是肯定没有的，只能用蓄电池。所以他每个星期要骑着毛驴把电池背到几十公里外的清华大学去充电。到了晚上更是凄惨，除了听松涛的声音，就是狼嚎。可他也会自娱自乐，从城里买了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支在屋顶上看星星。

　　不久妻子也来了，他们就住在林大律师别墅的一间耳房里，晚上一起聆听松涛的声音。

　　不久地震台以国际通用格式编印的《鹫峰地震月报》和《鹫峰地震专报》便如期出现在全世界的地震观测网络中，到1937年，鹫峰地震台已经成为国际一流的地震台。而在这个期间，地震台的工作人员除了他，只有另外一个由叶企孙先生介绍来的`清华的技术员，他家就在山下的北安河村。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苦心经营了7年的地震台毁于战火。他和妻子逃难到了重庆。期间他忍受不了寂寞，和搭档一起深入交通闭塞野兽出没的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做地质考察，并做出攀枝花地区矿山的评价，解放后攀枝花成为一座著名的钢铁公司。在重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他又奇迹般地制造出中国造的第一个地震仪。这个中国造地震仪的原型甚至连罐头盒都用上了，建国以后这个地震仪成为由他亲手组建的中国地震观测台网最初的装备。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也没有幸免，反动学术权威是把他关进牛棚的罪名，60岁他戒了烟，可在牛棚里他又抽上了。1976年恢复了平静，他也老了，于是他开始写书《中国地震》，当写完最后一个字以后，他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如今他的铜像矗立在鹫峰地震台原址。

　　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叫李善邦，是老多的父亲。老多之所以写他，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科学的道路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十分快乐的，因为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充满了热情和兴趣。在30多年前，当老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当知青之前，父亲跟我说，你去那里会看到很多蝴蝶和热带昆虫，回来以后你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老多没有成为昆虫学家，可是老多学会了如何学习，学到了很多、很多。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3

　　电报的发明，把人们想要传递的信息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传向远方。这是人类信息史上划时代的创举。但久而久之，人们又有点不满足了。因为发一份电报，需要先拟好电报稿，然后再译成电码，交报务员发送出去;对方报务员收到报文后，得先把电码译成文字，然后投送给收报人。这不仅手续繁多，而且不能及时地进行双向信息交流;要得到对方的回电，还需要等较长的时间。

　　人们对电报的不满，促使科学家们开始新的探索。

　　最早提出远距离传送话筒接力传送信息的建议。虽然这种方法不太切合实际，但休斯为这种通话方式所取的名字——“电话”，却一直沿用至今。

　　19世纪3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探索用电磁现象来传送音乐和话音的方法，其中最有成就的要算是贝尔和格雷了。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847年生于英国苏格兰，他的祖父亲毕生都从事聋哑人的教育事业，由于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就对声学和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开始，他的兴趣是在研究电报上。有一次，当他在做电报实验时，偶然发现了一块铁片在磁铁前振动会发出微弱声音的现象，而且他还发现这种声音能通过导线传向远方。这给贝尔以很大的启发。他想，如果对着铁片讲话，不也可以引起铁片的振动吗？这就是贝尔关于电话的最初构想。

　　贝尔发明电话的努力得到了当时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的鼓励。亨利对他说：“你有一个伟大发明的设想，干吧！”当贝尔说到自己缺乏电学知识时，亨利说：“学吧”。在亨利的鼓舞下，贝尔开始了实验，一次不小心把瓶内的硫酸溅到了自己的腿上，他疼痛得喊叫起来：“沃森先生，快来帮我啊！”想不到，这一句极普通的话，竟成了人类通过电话传送的第一句话音。正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贝尔先生的助手沃森，是第一个从电话里听到电话声音的人。贝尔在得知自己试验的电话已经能够传送声音时，热泪盈眶。当天晚上，他写给母亲的信中预言：“朋友们各自留在家里，不用出门也能互相交谈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说到电话的`发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由于贝尔1876年3月10日所使用的这部电话机的送话器，在原理上与另一位电话发明家格雷的发明雷同，因而格雷便向法院提出起诉。一场争夺电话发明权的诉讼案便由此展开，并一直持续了十多年。最后，法院根据贝尔的磁石电话与格雷的液体电话有所不同，而且比格雷早几个小时提交了专利申请等这些因素，作出了现在大家已经知道结果的判决，电话发明权案至此画上句号。

　　尽管如此，电话仍然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凝聚着包括贝尔在内的许多电话发明家的智慧和汗水。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4

　　张衡是中国古代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他发明了“地动仪”，这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及其方位的仪器。他还发明了“浑天仪”、“候风仪”等仪器。

　　我们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学习过“数星星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国古代科学家张衡。张衡的故事家喻户晓，他的成就世人皆知。

　　张衡是东汉时候杰出的科学家。他从小就爱想问题，对周围的事物，总要寻根究底，弄个水落石出。

　　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张衡和爷爷、奶奶在院子里乘凉。他坐在一张竹床上，仰着头，呆呆地看着天空，还不时举手指指划划，认真地数星星。

　　张衡对爷爷说：“我数的时间久了，看见有的星星位置移动了，原来在天空的，偏到西边去了。有的星星出现了，有的星星又不见了。它们不是在跑动吗？”

　　爷爷说道：“星星确实是会移动的。你要认识星星，先要看北斗星。你看那边比较明亮的七颗星，连在一起就像烫衣服的熨斗，很容易找到……”

　　“噢！我找到了！”小张衡很兴奋又问：“那么，它是怎样移动的呢？”

　　爷爷想了想说：“大约到半夜，它就移到地平线上，到天快亮的时候，这北斗就翻了一个身，倒挂在天空……”

　　这天晚上，张衡一直睡不着，多次起来看北斗。夜深人静，当他看到那闪烁而明亮的北斗星时，果然倒挂着，他感到多么高兴啊！他想：这北斗为什么会这样转来转去，是什么原因呢？天一亮，他便赶去问爷爷，谁知爷爷也讲不清楚。于是，他带着这个问题，读天文书去了。

　　后来，张衡长大了，皇帝得知他文才出众，把张衡召到京城洛阳担任太史令，主要是掌管天文历法的事情。

　　为了探明自然界的奥秘，年轻的张衡常常一个人关在书房里读书、研究，还常常站在天文台上观察日月星辰。他想，如果能制造出一种仪器，能够上观天，下察地，预报自然界将要发生的情况，这对人们预防灾害，揭穿那些荒诞的迷信鬼话，该是多么好啊！

　　于是，张衡把从书本中和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开始了试制“观天察地”仪器的工作。他把研究的心得先写成一本书，叫做《灵宪》。在这本书里，他告诉人们：天是球型的，像个鸡蛋，天就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就像蛋黄，就叫做“浑天说”。

　　接着，张衡根据这种“浑天说”的理论，开始设计、制造仪器了。不知经过多少个风雨晨昏，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浑天仪诞生了。这个大铜球很像今天的地球仪，它装在一个倾斜的轴上，利用水力转动，它转动一周的速度恰好和地球自转一周的速度相等。而且在这个人造的天体上，可以准确地看到太空中的星象。张衡说：“天上的星星，能见的共有二千五百颗，但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却只有一百二十颗。”

　　后来，张衡经过努力钻研，又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能预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这个地动仪也是钢铸造的，形状像个酒坛子，四周铸着八条龙，每条龙口里含着一个小铜球。只要哪一条龙口中的铜球吐了出来，就预示着那个方向发生地震了。测试非常灵验，没有一次不准。

　　张衡在科学上的创造发明是伟大的，这是由于他从小就爱科学，勤奋地学习钻研和不懈地观察实验，而且能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通过自己刻苦研究、创造才获得的。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5

　　牛顿二十三岁时，鼠疫流行于伦敦。学校暂时关闭。牛顿回到故乡林肯郡乡下。他看见乡下的孩子是常常用投石器打几个转转之后，把石抛得很远。他们还可以把一桶牛奶用力从头上转过，而牛奶不掉下来。

　　“什么力量使投石器里面的石头，以及水桶里的牛奶不掉下来呢？对于这个问题，牛顿进行了辛勤地研究。整整经过了七个春秋寒暑，到三十岁时终于把举世闻名的”“全面证明出来，奠定了理论天文学、天体力学的基础。

　　还有一次，他在自制望远镜时，惊异地发现光受折射后，太阳的散为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因此，（阳光）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七色光线汇合而成。自然界雨后天晴，阳光经过天空中余围的雨滴的折射、反射，形成五彩缤纷的虹霓，正是这个道理。

　　经过进一步研究，牛顿指出世界万物所以有颜色，并非其自身有颜色。太阳普照万物，各物体只吸收它所接受的.颜色，而将它所不能接受的颜色反射出来。这反射出来的颜色就是人们见到的各种物体的颜色。这一学说准确地道出颜色的根源，世界上所出现的各种颜色学说都被它所推翻。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6

　　蔡伦从小就到皇官里去当太监，担任职位较低的职务——小黄门，后来得到汉和帝信任，被提升为中常侍，参与国家的机密大事。他还做过管理宫廷用品的官——尚方令，监督工匠为皇室制造宝剑和其他各种器械，因而经常和工匠们接触。劳动人民的精湛技术和创造精神，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当时，蔡伦看到大家写字很不方便，竹简和木简太笨重，丝帛大贵，丝绵纸不可能大量生产，都有缺点。于是，他就研究改进造纸的方法。蔡伦总结了前人造纸的经验，带领工匠们用树皮麻头、破布和破鱼网等原料来造纸。他们先把树皮、麻头、破布和破鱼网等东西剪碎或切断，放在水里浸渍相当时间，再捣烂成浆状物，还可能经过蒸煮，然后在席子上摊成薄片，放在太阳底下晒干，这样就变成纸了。

　　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纸，体轻质薄，很适合写字，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东汉元兴元年（公元一0五年），蔡伦把这个重大的.成就报告了汉和帝，汉和帝赞扬了他一番。从此，全国各地都开始用这样的方法造纸。

　　造纸技术很复杂，不可能是某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事实上，在蔡伦之前，劳动人民已经用植物纤维来造纸了。所以我们不能说纸是蔡伦发明的，但是也应该肯定蔡伦对改进造纸技术是有很大贡献的。

　　蔡伦带领工匠改进造纸方法，造出了质量较高的纸。他提出用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来做原料，也是造纸技术的一大进步。这些原料来源广泛，价钱便宜，有的还是废物利用，因此可以大量生产。至于用树皮做原料，更是一个新的发现。后代人用木浆造纸，就是蔡伦用树皮造纸的启发。

　　蔡伦改进造纸方法成功，这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从此，纸才有可能大量生产，给以后书芨的印刷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蔡伦以后，别人又不断把他的方法加以改进。蔡伦死后大约八十年（东汉未年）又出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他造出来的纸厚薄均匀，质地细密，色泽鲜明。当时人们称这种纸为“左伯纸”。可惜历史上没有把左伯所用的原料和制造方法记载下来。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7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在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在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在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8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我国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称为导弹之父。

　　钱学森3岁时就有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大家称他为“神童”。

　　在5岁时，他已可读懂《水浒》了。他对爸爸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爸爸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其实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领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

　　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9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

　　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面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

　　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

　　他曾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物理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10

　　上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可以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直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现在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当局知道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知道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11

　　众所周知，钱学森在导弹方面的研究举世瞩目，但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我们敬爱的钱爷爷更加关心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关心我们下一代的成长问题。比如说在普及科技知识方面，他就谈到了如何更好的办好科技展览。他说，展览是一种行业、一门科学、一门艺术，不是随随便便就办得好的。如何办好展览？钱爷爷强调了展览的设计问题。他说，展览的设计很重要，展览好比是一场演出，演出需要导演，而我们的展览也需要总设计师，他的工作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次的展览是做什么的.，是关于什么样的展览。如果主题和目的不明确或者离开主题和目的去搞一些花样，参观后留不下什么印象，成了过眼烟云，那展览的效果就不好。我们现在设计展览，心中要有一个总的主题，总的目的，那就是宣传四个现代化，鼓舞全国人民为此而奋斗。

　　还有一个故事，一次导弹发射的试验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当时的天气很坏，到底能发不能发，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参谋长和钱学森的意见不同。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次发射报告上面必须有三个人同意的签字，然后再请示聂荣臻元帅的批准。可是当时司令员和参谋长都说不能发，而钱学森却非常有信心的说能发射，这样就形成了2：1的局面，于是就把只有钱学森一个人签字的报告送给了聂帅。没想到，聂帅很爽快地批准发射，并说要是只有那两位签字而没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倒不敢批了。你猜这发导弹发射成功没？结果是这一发导弹还真的打成功了。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12

　　钱学森除了当五院的院长之外，还在中科院力学所当所长。反右期间，群众给他提意见。里面一条说他傲慢，有臭架子，只跟中科院的副院长张劲夫等人关系好。对所里的党支部领导班子不尊重，不征求意见，跟群众脱离。现在看到这些指控会觉得比较荒谬。

　　不过钱学森还是很重视这些意见，他后来不论当哪个官职，跟普通群众关系都特别好，还以此来教育身边的人。看来牛人就是不一样。

　　还有一件事。钱学森的大学同学徐樟本在清华大学当教授，被打成了右派。徐樟本的'夫人写信给钱学森诉苦，钱学森附了一封信。里面提了几点意见。第一，让她跟身边的工会直接反映情况，说自己的困难。第二，虽然他们的收入下降了，但是，周围很多人拿这点收入也是能生活的，让她跟周边的人学习。第三，让她跟徐樟本划清界限，徐樟本后来坐了20年的牢。第四。他附了40块钱，他说他第一个月给40块钱。第二个月给30块钱，第三个月给20块钱，他说经过这三个月，他们应该能适应新的生活了，他就不再给帮助了。

　　这件事的做派倒是让我想起了钱钟书。感觉这两人差不多，有一定底线又世事洞明，在任何时代都能混得好。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13

　　1958年，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级人才，中科院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的院系是跟中科院的研究所相对应的，钱学森在力学所当所长，所以他在中科大力学系当系主任，一共当了有20年左右。

　　大家都知道的是钱学森教学特别的严格。有一次考试是开卷考试。一共两道题目，第一道是基础题，第二题是计算题。从上午八点钟开始，考到了晚上。结果是95%的人不及格，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不太知道的.还有个后续，钱学森对这个结果特别不满意。钱学森认为他们的数理基础不合格，又给他们延了半年才毕业。在这半年时间里，他们又学习了数学、物理、力学。有人回忆说，在这半年里，他们多做了3000多道数学题，为将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现在，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系主任就可以让学生晚毕业半年。这大概也是精英教育的一种体现方式吧。现在的大学教育只能算是流水线作业。

　　中国科技名人故事 14

　　钱学森生前一直坚持不准给他写传。有人曾经想写，他知道后十分严厉地说：“我还没死，你们急什么!”

　　1991年钱老满80岁，正好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钱学森将退出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授奖仪式在10月16日举行。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10日这一天，有关人员才向他本人报告。对于这么高的荣誉，钱学森态度冷静，没有因此而忘乎所以。授奖仪式之后，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

　　那几天，涂元季秘书也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上午，钱老把他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

　　涂元季坦率回答，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老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奖励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那个集体，那一代人。所以，‘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伤了别人的感情，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会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要适可而止，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请你马上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撤下来。从明天开始，不要再宣传了。”

　　涂秘书回到办公室，立即照办。《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都表示尊重钱老本人意见，明天不再见报了。有一个杂志，他们也表示尊重钱老意见，但下期的稿子已下厂排版，有两篇回忆与钱老交往中受到教益的文章，不好撤下来。

　　钱老闻知后说：“这样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他们急什么?”秘书赶紧打电话告诉该杂志的主编：“钱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天大的困难你们去想办法克服，但稿子一定得撤。”

　　在钱老毫不客气的坚持要求下，宣传他的活动才算告一段落。

　　从那之后，所有想出版刊登钱学森传记的组稿活动，都被钱学森办公室拒之门外。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因为钱学森党性极强，他对党交给的任务从来没有半点含糊。有一年，《中共党史人物传》要求写一个关于他的几万字的传略条目，他听说《中共党史人物传》是经中央批准的，就不再坚持己见了，但他把涂元季叫到跟前叮嘱：“写传不是为写而写，更不能为个人歌功颂德去写传，而是要通过写传反映一个时代，反映我们党在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导以后的工作。所以，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千万不要写出矛盾来，我决不和任何人争功劳，特别是关于我们国家‘两弹一星’。我过去多次讲过，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我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你要按照这个观点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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