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社风与政风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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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风、民风与政风是相互作用的社会现象。自古以来，纯朴而简约的社会生活，往往催生着清明的社会政治。而奢华铺张的社会生活风气，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政治的腐朽。这是为几千年的历史所证实了的规律。
魏晋之际门阀士族就已经开始形成，到东晋南北朝时达到极盛。士族官僚们在政权保护下，多贪暴恣肆、胡作非为、奢靡成风。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其子何劭日食二万钱，任恺则每餐万钱。大族王恺、石崇比奢侈，互相斗富，王恺用干米糖烧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石崇就用锦做步障五十里;王恺涂墙用赤石脂，石崇就用香椒泥。大臣傅成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西晋皇帝司马炎制止，而司马炎无动于衷。这一时期，在战乱和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这些士族醉生梦死，只图享乐的生活风气十分盛行。
这一阶段，饮酒之风也十分盛行，是其他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相比的。魏晋南北朝帝王中饮酒的很多，因此而失去政权的也不少。晋孝武帝司马 因“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终因酒后戏言，被张贵人所害。刘宋少帝文符好酒色，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 耗用了大量粮食。这与安于现状、保守、不思进取、腐朽消极的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那些腐化堕落的挥霍者，基本上都是社会的寄生虫，没有任何作为，不能为当时民族融合的进步潮流所感动，更谈不上为那个时代做出积极的贡献，他们只有沉浸在祖辈曾有的、但已经逝去的辉煌之中，固守着旧有的落后风气而不放，他们只有在自己的穷途末路中、苟延残喘着。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也由于士族日益腐化，士族子弟“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如何则秘书(郎)”，生而富贵，遂不思进取，纵情声色，穷奢极欲，乃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在侯景之乱中，南朝士族死亡殆尽。北魏孝文帝为巩固统治，制定了严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为4个等级，据等级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士族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习惯上形成的，而北魏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规定。所以，北魏士族也很快腐化，在河阴之变时遭到沉重打击。那些士族的阔佬阔少、弱男纤女们，在兵临城下时，无力行路逃命，只能穿上最好的衣服，带上最好的首饰，抹上最好的膏脂，伸着脖子，准备好在那等死。
北宋末年，在徽钦时期，从上至朝廷，下到民间，奢靡之风又开始盛行。以致朝政腐败，奸佞迤逦，民不聊生。遂有方腊、田虎、王庆、梁山等农民起义。而腐朽的统治集团仍在纵欲享乐，民间则盛行斗鸡走狗，那些衙内们、贵胄们，无法无天，恣意而为，遂有“靖康之变”徽钦北掳之耻。在北方女真族的打击下，北宋王朝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开封很快陷落，徽钦父子及皇族具被俘虏，北宋灭亡。
明朝末期，朝政已是极端腐败，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权贵和官僚们的无休止的土地兼并，使广大的农民无法生活，社会的操守和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社会陷于尔虞我诈、唯利是图、坑蒙拐骗、醉生梦死之中，已到了崩溃边缘。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堕落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已经达到普遍状况。当时的皇帝、士大夫精神状态和一切作风都腐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士大夫和宦官互相争夺权势，社会秩序根本就没有章法可循。市井中更是“斗鸡走狗，赌斗蟋蟀”，所以“无赖遍地，正业不兴”，社会呈现出极端混乱的畸形状态，明朝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
元代的种族压迫造成了其急速灭亡的后果。元初，把人们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别，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所以加速了他的灭亡。
清代在满清入关之后，为了给予八旗子弟种族特权，旗人由骁勇骑射的草原民族而成为专事享乐、过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其刚健强悍的民族性格退化为好逸恶劳、颓靡软堕，到无法收拾。所以，不仅国破家亡，最后，连民族的生存都不复存在。
由于打江山有功，八旗子弟在有清200多年里便成了“集体食利户”，稳稳当当地做着世袭贵族，旱涝保丰收。既有钱，又有闲，也就很容易玩物丧志，忘却了祖辈创业的艰辛。
大清帝国借着入关之利势，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盛极而衰。这把挟风带电的宝刀变得迟钝，过多的锈迹软化了八旗子弟，也就由此开始走下坡路了。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打遍天下无对手，视野中再无劲敌,甚至连假想敌都丧失了。没有敌人的强者是悲哀的。没有忧患意识的强者是危险的强者。
过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这都是八旗子弟的思维。他们逐渐挺不起腰杆，像被圈养了太久的宠物，彻底失去了掠食的野性。这是一群在游戏中度日的有闲阶级，每天琢磨着怎么使生活更好玩些。曾经厉兵秣马的大清王朝，就给这么一群没有谋生技能的懒汉们弄到极其腐朽的地步。八旗子弟，变成了十足的败家子。
可见，社会的生活状态，预示着也显示着社会的健康程度。奢靡和淫逸是社会的毒瘤，是危害社会的潜患。也就是说，社会风气的好坏，必定会影响社会政治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中，必须严密的关注社会生活的状态的变化，要在党的领导下，纯净党的肌体，有效地净化社会生活气氛，让我们的国家永远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
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一个群体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宋朝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以他深邃的政治眼光，敏感地洞察到了这个真理。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紧紧围绕着“成由俭，败由奢”这个古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旁征博引许多典型事例，对他的儿子司马康进行了耐心细致、深入浅出的教诲。司马光认为俭朴是一种美德，并大力提倡，反对奢侈腐化，这种思想在当时封建官僚阶级造成的奢靡的流俗中，无疑是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在今天看来，司马光的见解和主张，也是很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物质生活已经大大改观了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需保持节俭的生活方式，不能助长奢靡的生活习性。
即使在八旗子弟彻底没落，满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时候，老恭亲王奕譞犹以“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的家训诫告子弟。他们明白，问题不在钱，而是会招来灾祸。财大气粗，蛮横无理，造成悲剧惨案而后果不可收拾的例证，古往今来，不胜枚举。
这里，我们要体味一个原理。在艰苦的创业年代里，老一辈的创业者，曾经亲历过那些艰难，在各方面都有很深的体会，很能够自觉地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艰苦奋斗的精神，能够自觉的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年代长久一些，父祖创业的一代过去后，年轻的一代就未必那么在意这一切了。他们往往由于父祖留下的基业和财富而坐享其成。所以，年青一代的孩子，有一些根本没有忧患意识，只知道享受，到后来结局悲惨。我们不可以不警示他们。
在和平年代，社会承平日久，离开艰苦奋斗年代比较久，人民生活安定的情况下，消极、享乐、骄奢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是很容易产生的。再加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国力上升、物质生活特别丰富，就必须更加注意社会风气，时时敲响骄奢淫逸生活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警钟，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国家，已经执政了60多年中国共产党，尤其要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努力搞好自身建设、匡正党风、廉洁自律，不仅要把党风、政风搞好，还要努力净化社会风气，正确地引导民风，才会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健康的道路上，一步步的走向兴旺发达。
薄熙来的贪腐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薄熙来的父亲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年代，不惧艰险，出生入死，从极具危险的隐蔽战线，到极其艰巨的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从掌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到主抓纪律检查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薄熙来的思想政治信仰，就不是那么坚定的。我们回过头来看，尽管他也入党较早，但是思想上却还没有真正确立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的决心，所以不仅不能很好的约束自己，也不能教育好身边的人，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薄熙来本人立场坚定，坚决地约束好他的的妻子谷开来，努力教育好他的儿子薄瓜瓜，那么他会很好地为人民、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我觉得，薄熙来的潜意识还是要让他的儿子享受生活，而没有用继承光荣传统、继续为时代造福、立志为国家作贡献的思想教育他。所以，他不仅唯利是图，而且最后堕落到串通他的母亲雇凶杀人，终至陷身于囹圄。
当然，这一教训，不仅仅是给党政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就是一般的平民家庭也要认真的汲取教训。特别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年青一代，在很多问题上都需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定要明白，纵子、娇子、惯子，其实就是杀子。孩子跌倒了，要让他自己爬起来;孩子的生活，不能让他随心所欲;要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努力学习，许身为国;不仅在生活上关爱他们，在思想上更要关心他们，不仅要督促他们的学习，更要关心他们精神上的成长。使他们从小立志，树立起“走正路，当好人，为国家做贡献”的思想。那些布衣寒门的子弟，没有很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社会背景的孩子，之所以容易成才，那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奋斗的动力，从小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而家庭优裕、从小娇生惯养的孩子，相对就差一些。再加上长辈的纵情娇惯，小孩就容易走歪路。有不少的家庭，两夫妻的父母连同小两口，都成了孩子的六部大臣，战战兢兢地唯命是从。这是不可取的，对孩子是很不利的。
要关爱不要溺爱，要幸福不要奢靡，要充实不要空虚，要创造不要挥霍，要奋进不要萎缩，要清廉不要贪腐。要引导好民风，净化好社风，树立起良好的政风，社会、国家、民族，才能在进步中成长，在发展中强健，在繁荣中进步，才能保持永远的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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