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胜利》观后感
遇到灾难，我们可以质问上帝在哪里吗？可那些曾经祈祷的人只会说，“只要奥斯维辛存在，就不会有上帝”，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皮乔夫斯基这样回忆说。集中营是战争与政治结合的产物，像是魔鬼的孩子，将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或某一特定种族置于股掌之间，试图用不可见光的黑暗隐藏一切邪恶与病态。侵略者就这样掌控着受难者的自由，消磨着他们的意志，并毫不留情地夺走他们的生命与信仰，但集中营试图掩盖的那些罪恶扭曲人性，在善良与正义的人性光辉照耀下，仍无可逃遁。
军国主义与人心善恶人性的光辉在集中营闪亮
托尔斯泰说，“人都有两面性，一个野兽的本性的我和一个人性的我”。人性本善，没有谁生来就是魔鬼，或许是瘟疫般的战争与直面死亡的恐惧唤起了人内心邪恶的野兽的本性，正如日本军残暴的侵略。《终极胜利》并没有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将侵略者的暴行与受难者的痛苦赤裸裸地剖开示人，而是像《美丽人生》与《币制造者》一样，集中了人性的反思与美好的希冀。
军国主义的灌输，使日本军人在踏进中华大地之前就已经忘却了自我。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趾高气昂地冲进教堂，打断了药商与护士的婚礼，无视祷告，将所有侨民押进潍县集中营。分配居所时，日军指挥官再次将相爱的药商与护士拆开，并用高于一切的天H思想痛击每一位质疑的侨民。此时此刻，人性中善的一面已经麻木。得知奥运冠军李爱锐身在营中，日军司令想用一场不公平的比赛，来证明自己的民族优越感。有侨民禁不住日军的折磨求徐牛帮忙逃跑，然而受牵连的营中其他侨民，则被关押在地笼，任风吹雨淋太阳晒，直至奄奄一息。就在最后日本投降时刻，潍县集中营的日军还在逃避现实，将撞钟的孩子击毙，残存的一点人性，也在这一刻消散了。
《终极胜利》集中展现了潍县集中营内日军与侨民间的对峙，这些留在中华大地上的侨民已经做过人生的选择，像李爱锐一样在民族正义面前，舍弃了家庭与财产。李爱锐的崇高信仰体现在天津这20年的教书育人，无论贫穷与富贵家庭中的孩子，都是渴望知识与教育的孩子。遇到受伤的中国人时，李爱锐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闯过战场去拿救命的药品。在租界工作的护士，会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病人舍弃珍贵的爱情，因为在她看来拯救生命是比享受爱情更重要的事情。这些生活在中国租界的华侨们，他们尊重珍惜这里的每一个生命，或许这就是托尔斯泰说的“人性的我”吧。
《终极胜利》塑造全新国民“人性符号”
影片《终极胜利》里面的中国人也一改[拉贝日记]与[南京南京]中的麻木形象，转变了在战争中的角色与态度，不再是一味的等待救援，而是主动寻求机会去拯救华人华侨。不只是徐牛一人，像徐牛一样心中有义的游击队员和村民，也参与到了这场跨越民族的救援之中，为集中营内的被困华侨偷送食物的药品，帮助侨民脱离日本人的暴虐。风筝在潍县集中营的上空盘旋，像一只雄鹰注视着这里的一切，而集中营则成为一个符号，人性的符号。拯救他人生命，其实是在拯救自己的人性，不要让自己人性中兽的一面将自己吞噬掉，而变成一具行尸走肉，这便是《终极胜利》对人性的终极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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