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绝句《乌衣巷》译文及赏析

时间:2023-09-11 10:16:38 赛赛 古诗绝句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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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绝句《乌衣巷》译文及赏析

  在学习、工作乃至生活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古诗吧,古诗有固定的诗行,也会有固定的体式。什么样的古诗才经典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古诗绝句《乌衣巷》译文及赏析,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古诗绝句《乌衣巷》译文及赏析

  【原文

  乌衣巷

  唐·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朱雀桥:在金陵城外,乌衣巷在桥边。在今南京市东南,在文德桥南岸,是三国东吴时的禁军驻地。由于当时禁军身着黑色军服,所以此地俗语称乌衣巷。在东晋时以王导、谢安两大家族,都居住在乌衣巷,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入唐后,乌衣巷沦为废墟。现为民间工艺品的汇集之地。

  乌衣燕子,旧时王谢之家庭多燕子。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横跨秦淮河。

  寻常:平常。

  王谢:王导、谢安,晋相,世家大族,贤才众多,皆居巷中,冠盖簪缨,为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建都于建康即今之南京)巨室。至唐时,则皆衰落不知其处。

  旧时:晋代。

  【译文

  朱雀桥边冷落荒凉野草开出了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斜挂。

  当年王导、谢安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飞进寻常百姓家中。

  【赏析

  《乌衣巷》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感慨藏而不露,寄物咏怀的名篇,是组诗《金陵五题》中的一篇。诗人此前尚未到过金陵,始终对这个六朝古都怀着憧憬,正好有友人将自己写的五首咏金陵古迹诗给他看,他便乘兴和了五首。乌衣巷原是六朝贵族居住的地方,最为繁华,如今有名的朱雀桥边竟长满野草,乌衣巷口也不见车马出入,只有夕阳斜照在昔日的深墙上。

  首句“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横跨南京秦淮河上,是由市中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桥同河南岸的乌衣巷,不仅地点相邻,历史上也有瓜葛。东晋时,乌衣巷是高门土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旧日桥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在字面上,朱雀桥又同乌衣巷偶对天成。用朱雀桥来勾画乌衣巷的环境,既符合地理的真实,又能造成对仗的美感,还可以唤起有关的历史联想,是“一石三鸟”的选择。句中引人注目的是桥边丛生的野草和野花。草长花开,表明时当春季。“草花”前面按上一个“野”字,这就给景色增添了荒僻的气象。再加上这些野草野花是滋蔓在一向行旅繁忙的朱雀桥畔,这就使我们想到其中可能包含深意。

  记得作者在“万户千门成野草”(《台城》)的诗句中,就曾用“野草”象征衰败。现在,在这首诗中,这样突出“野草花”,不正是表明,昔日车水马龙的朱雀桥,今天已经荒凉冷落了吗!

  第二句“乌衣巷口夕阳斜”,表现出乌衣巷不仅是映衬在败落凄凉的古桥的背景之下,而且还呈现在斜阳的残照之中。句中作“斜照”解的“斜”字,同上句中作“开花”解的“花”字相对应,全用作动词,它们都写出了景物的动态。“夕阳”,这西下的落日,再点上一个“斜”字,便突出了日薄西山的惨淡情景。本来,鼎盛时代的乌衣巷口,应该是衣冠来往、车马喧阗的。而现在,作者却用一抹斜晖,使乌衣巷完全笼罩在寂寥、惨淡的氛围之中。

  经过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之后,按说,似乎该转入正面描写乌衣巷的变化,抒发作者的感慨了。但作者没有采用过于浅露的写法,诸如,“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孙元宴《咏乌衣巷》)、“无处可寻王谢宅,落花啼鸟秣陵春”(无名氏)之类;而是继续借助对景物的描绘,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出人意料地忽然把笔触转向了乌衣巷上空正在就巢的飞燕,让人们沿着燕子飞行的去向去辨认,如今的乌衣巷里已经居住着普通的百姓人家了。

  为了使读者明白无误地领会诗人的意图,作者特地指出,而今这些飞入普通老百姓家筑巢的燕子,以往却是栖息在王导、谢安两家权门高大厅堂的檐檩之上的旧燕。“旧时”两个字,赋予燕子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寻常”两个字,又特别强调了今日的老百姓是多么不同于往昔。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作者对这一变化发出的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飞燕形象的设计,好像信手拈来,实际上凝聚着作者的艺术匠心和丰富的想象力。晋傅咸《燕赋序》说:“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复来者。其将逝,剪爪识之。其后果至焉。”当然生活中,即使是寿命极长的燕子也不可能是四百年前“王谢堂前”的老燕。但是作者抓住了燕子作为候鸟有栖息旧巢的特点,这就足以唤起读者的想象,暗示出乌衣巷昔日的繁荣,起到了突出今昔对比的作用。《乌衣巷》在艺术表现上集中描绘乌衣巷的现况;对它的过去,仅仅巧妙地略加暗示。诗人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因此它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读起来余味无穷。

  这首诗写诗人对盛衰兴败的深沉感慨。朱雀桥和乌衣巷依然如故,但野草丛生,夕阳已斜。荒凉的景象,已经暗含了诗人对荣枯兴衰的敏感体验。后二句藉燕子的栖巢,表达作者对世事沧桑、盛衰变化的慨叹,用笔尤为曲折。此诗为刘禹锡著名的咏史诗《金陵五题》中的第二首。

  【拓展

  创作背景

  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从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刺史任上返回洛阳,途径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写了这一组咏怀古迹的诗篇,总名《金陵五题》,这是其中的第二首。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中国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生平介绍:

  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叔文败,坐贬朗州刺史,在贬官期间,在扬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白居易,再道贬朗州司马。落魄不自聊,吐词多讽托幽远。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武陵溪洞间悉歌之。居十年,召还。将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观看花诗涉讥忿,执政不悦,复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为言,改连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观诗,出分司东都。度仍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分司。禹锡素善诗,晚节尤精。不幸坐废,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尝叙其诗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其为名流推重如此。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诗集十八卷,今编为十二卷。

  湖南常德历史学者、收藏家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记载: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湖南常德市委市政府为了纪念朗州司马刘禹锡,现专在柳叶湖边建有“司马楼”。

  关于刘禹锡的祖籍,多有争议,有说是洛阳人,有说是彭城(今徐州)人,有说是定州人以及中山无极人。据查有关史料,刘禹锡为匈奴后裔,其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东迁嘉兴,刘禹锡出生于此地,因此刘禹锡“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关于说其“彭城人”,经查此说,出自白居易、权德舆等人之口。那不过是随顺当时“姓卯金者咸彭城”(《史通·邑里》)的习俗罢了。因此“刘禹锡彭城人”说法是不确切的。

  说刘禹锡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无极人,还得从他七世祖刘亮说起。周汉时期,定州、无极是冀州的属地,无极同时也是定州的属地。刘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等职,后北魏迁都洛阳,刘亮全家也随之迁至洛阳。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书禹锡本传,称为彭城人,盖举郡望,实则中山无极人,是编亦名中山集,盖以是也。”此外清《畿辅通志》及《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和《中国历史名人辞典》等也都有刊载。经过反复查证和咨询有关专家,刘禹锡祖籍确认为无极,是有据可依的。

  人物评价:

  《新唐书》: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素善诗,晚节尤精,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以诗自名者,尝推为“诗豪”,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所施为人不以为当。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对,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由是及贬。”

  《岁寒堂诗话》: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五言微弱,虽有佳句,然不能如韦、柳、王、孟之高致也,义山多奇趣,梦得有高韵,牧之专事华藻,此其优劣耳。

  《沧浪诗话》: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我所深取耳。

  《杜工部草堂诗话》: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

  《唐音癸签》: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平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司空图尝言:禹锡及杨巨源诗各有胜会,两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刘得之易,杨却得之难,入处迥异尔。

  《三唐诗品》:五言体杂不一。有如“深春风日净”、“昔听东武吟”等篇,宛转徘徊,取涂乐府;“秋江早望”、“谪居悼往”,则结休允晖。若“水禽残月”,模休文之韵思;“楚望苍然”,结韩卿之茂体。余或放言理,失于音调,未求刻意,累在才多也。《女儿》作楚挽之哀词,《泰娘》谱新声之凄奏,七言此其选矣。《聚蚊》、《百舌》托意深微,亦得乐府遗意。律体独多,莹瑕间采。

  哲学成就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著作是《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可谓见解独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在所写的《天论》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

  刘禹锡以自然科学为根据,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他批驳了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关于“空”、“无”是宇宙本原的理论,认为“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空”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他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他据此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在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刘禹锡提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上)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治”或“乱”,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

  诗歌特点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性格十分倔强,有一种认准了理不回头的精神,长期的贬谪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立场。他的很多诗篇指斥尖锐,嘲讽辛辣,矛头直向当朝的权贵弄臣。贬官十年后他被召回长安,在游玄都观欣赏桃花时,写了首诗《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词表面上写赏花,但寓意不言而喻。如今满朝志得意骄的新贵,徒有其表,并无实才,就像轻薄的桃花一样,他们都是我刘郎被赶出长安后补的空缺啊。

  这首诗“语涉讥讽”,得罪了那些权贵,所以回京师没几天,他就又被贬往连州。这一贬时间更长,过了整整十四年才返回长安。诗人又一次来到玄都观,可满园的桃花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荒草苔藓。望着这昔盛今衰的荒败景象,他感慨万千,那股倔劲又上来了,挥笔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歌是上一篇的继续,但讽刺意味比上一篇更为辛辣。曾经满园盛开的桃花,现在被一片荒草替代,当年那些志得意骄的新贵们,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我这个当年被贬斥的刘郎,今天不是又回来吗?诗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刘禹锡并不是一味地钻牛角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但一般情况下心胸开阔,遇事能想得开。他被贬到郎州时三十四岁,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可又一次被赶出了朝廷,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这个人适应性强,会自我调节安慰,能从悲苦中寻找到乐趣: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是他的《秋词》诗。古人望秋而生悲凉,可他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秋日胜过春朝。天高气爽,碧空如洗,一鹤冲霄,气概昂扬,令人心旷神怡。诗歌抒发了诗人豪迈向上、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

  刘禹锡也研究哲学,通过哲学的深思,把生活中的愁恨化解为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感悟。这样,他就能从有限的时空跳出来,在更高的层面上求得心理平衡。我们看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巴山楚水这样凄凉地区被弃置了二十三年,回来后成了出土文物一样的老古董,过去的许多朋友都已去世,但诗人并没有因此感到衰老颓唐。尽管诗人把自己比作“沉舟”和“病树”,内心十分悲苦,但把这种悲苦摆到时光流逝的广阔背景上来关照,这悲苦就多么地不值一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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