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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的前“恭”后“倨”
九龄(673年~740年)字子寿,号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唐朝开元名相、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张九龄的前“恭”后“倨”,欢迎阅读与收藏。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拟擢升朔方行军大总管牛仙客为尚书,遭到中书令(宰相)张九龄的坚决反对,认为“牛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
而此前不久,张九龄在牛仙客父亲的碑铭里这样称赞牛仙客“为国之良,用商君耕战之图,修充国羌胡之具,出言可复,所计而然,边捍长城,主恩前席……”
前后仅仅1年多,身为大唐名相的张九龄为何对牛仙客的态度如此判若云泥?难道张九龄是出尔反尔言不由衷的小人吗?
牛仙客,泾州鹑觚人。初为泾州县府小吏,为县令傅文静所器重,后以军功逐渐做到洮州司马、河西节度判官,不久升迁为太仆少卿、凉州别驾,后再升任河西节度使、朔方行军大总管。牛仙客勤勉为政、治军有方,尤其在河西节度使任上,厉行节约积蓄财物,政绩十分可观,时人评价他“边人咸赖,出任靖国”,所以,张九龄当初这样评价他,可以说是实事求是。
李林甫时任礼部尚书,他不学无术却嫉贤妒能,于是想援引目不识丁的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事(相当于副宰相)”,让他“知政事”,欲以此来排挤深受玄宗赏识的张九龄。
牛仙客治军有方、军功卓著是事实,可治军与为政毕竟不是一回事。“知政事”近于百官之首,其言行关乎国家的兴衰、百姓的命运,对于它的人选不可不慎之又慎。就牛仙客的学养、识鉴、果敢等而言,他着实不具备宰相的素质和能力。张九龄坚决反对唐玄宗的决定,绝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对大唐江山社稷的考虑,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李林甫一句话更加引起唐玄宗对张九龄的不满。其实,早在如何处置安禄山兵败这一问题上,张九龄便和唐玄宗产生了分歧;在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的废立上,张九龄又和唐玄宗争得不可开交。唐玄宗对张九龄逐渐萌生了不满。最后,唐玄宗震怒之中,呵斥张九龄“事总由卿?!”张九龄无可奈何,他的诤谏因为唐玄宗的固执而毫无结果。
同年,张九龄的好友、下属、中书侍郎严挺之在处理王元琰贪赃一案上被认为有“徇私”的嫌疑,而张九龄也被怀疑“结党营私”,于是被贬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继而被贬为荆州长史。同日,李林甫将张九龄取而代之,并加封集贤殿大学士;牛仙客官拜工部尚书、知门下事。
牛仙客在相位上只知明哲保身、独善其身,对皇帝惟命是从,对李林甫唯唯诺诺,在决断大事上更是循规蹈矩,从不敢表达自己意见。牛仙客等人的“尸位素餐”,助长了李林甫的嚣张气焰,让他得以专擅朝政为所欲为,最终导致“安史之乱”,为大唐帝国酿成不可挽回的祸患。
张九龄的言行前后看似矛盾,实则是一致的:张九龄亲自为牛仙客的父亲牛意撰写碑铭,对牛仙客称誉备至,不仅是出于同朝为官的友情,更是出于对牛仙客“治边有功”的肯定与鼓励;张九龄坚决反对唐玄宗对牛仙客的封赏,更对反让他由武官入相参与政事,是出于对江山社稷的维护。
在张九龄罢相之后,每当有人荐引公卿的时候,唐玄宗一定都会这样问一下“风度得如九龄否?”他对张九龄的思慕于此可见一斑。20年后,“安史之乱”突发,仓皇幸蜀的唐玄宗想到张九龄的远见卓识,想到他的赤胆忠心,不仅涕泪横流,可惜已经悔之晚矣。
拓展阅读:张九龄是哪个朝代的
张九龄(673—740),唐开元尚书丞相,诗人。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出身于官宦家庭,曾祖张君政,做过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虔,曾任窦州录事参军,父亲张弘愈曾为索虑丞。青年时期的张九龄,勤奋好学,学识渊博,能诗善文,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中进士,授校书郎。
景云元年(710)六月,李隆基为太子,举天下文士,亲加策问。张九龄由于对策优秀,升为左拾遗,不久,玄宗即位,调任左补阙。由于才学出众,办事沉稳公平,其时吏部考试,由张九龄和右拾遗赵冬曦(xī)考其等第,前后四次都做得公允无误,为人称服。开元十年(722)调任司眅员外郎。当时张说做宰相,他与张九龄同姓,对张九龄尤为器重,张说欣赏他的文才,常对人说:“后出时人之冠也。”张九龄也视张说为知己,两人关系十分密切。开元十一年(723)张九龄擢升为中书舍人。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到泰山封禅,张说以宰相的职位自选定玄宗的随同官员,许多是中书、门下二省官员,封山礼毕,皆加晋阶,张九龄提醒张说,不要随便晋官,但张说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告,结果晋官之举动,受到朝野内外所怨。
第二年四月,御史中丞宇文融弹劾宰相张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张九龄曾事先提醒过张说,要他对宇文融加以防备,但张说对张九龄提醒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张说被罢官闲赋,张九龄由于和张关系密切,亦受牵连,先改任太常少卿,后又出为冀州刺史。张九龄以老母在乡,冀州路途遥远,上书请准予换至江南。玄宗许之,改为洪州都督,继而转桂州都督,兼岭南道按察使。
开元十八年(730),张说去世,玄宗想起他生前曾多次推荐张九龄为集贤院学士以备顾问的话,因而,召拜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适逢朝廷起草赐渤海国诏书,无人胜任,张九龄援笔立成,不久转工部侍郎,知制诰,后转中书侍郎,因母丧归乡里。
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又恢复张九龄的中书郎职务。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宰相。第二年,改任中书令。
张九龄是西汉留侯张良之后,西晋开国功勋壮武郡公张华十四世孙。七岁知属文,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始调校书郎。玄宗即位,迁右补阙。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母丧夺哀,拜同平章事。是唐代有名的贤相;举止优雅,风度不凡。自张九龄去世后,唐玄宗对宰相推荐之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因此,一直为后世人所崇敬、仰慕。卒谥号“文献 张九龄,名九龄,字子寿。九,在古汉语中可泛指多数,也与“久”通用;龄,年龄、年岁。“九龄”的意思为“长命百岁”之意,体现了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也反映在其字“子寿”中,寿,长寿也。
文学创作
初唐以来,文学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同某些具有远见的权势人物的支持有一定关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举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杨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王勃集序》)之语,称颂薛氏对他们的文学事业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时间造成很大势头。四杰、陈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应制之风大盛,诗坛有故态复萌的趋势。在开元前期,身兼执宰大臣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张说、张九龄对扭转这一趋势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诗,虽因地位关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报效君主的表述,但内中同时也包涵了积极求取自我人生价值的热情,因而能脱出徒为虚饰的宫廷文学陈习,具有感人的生气。他们作出的表率和对众多优秀诗人的奖拔,使得唐诗的变革和发展得到有力的延续和推进。
张九龄七岁知属文,有文名,张说称他“后出词人之冠”。有诗《感遇》12首,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联,更是他高洁情操的写照。另外,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情致深婉,如:《望月怀远》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唱绝千古。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
张九龄的诗文创作在精神上和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高度评价张说以王霸之气充实诗文,在他的诗里,也不时可以读到“中览霸王说,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之一)之类的句子。
但是,和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写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这些诗篇受楚辞的影响较多,但情辞委婉,在古典传统上,可以说是兼有“风”、“骚”的情韵。
张九龄夙好山水清赏,喜表现风清月朗的江山与孤高清莹的襟怀的契合。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这就使他的一些写景诗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极貌写物、工于形似的表现手法,而在主客观的交融中大力加强抒情意味。
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西江夜行》、《望月怀远》。这些诗中所展现的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胡应麟说:“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又说“张子寿首审慎态度创清澹之派”(同上),认为他下开孟浩然、王维等一路的诗风。这是十分中肯的。
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写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诗,并对岭南诗派的开创起了启迪作用。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之诗。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张九龄的诗早年词采清丽,情致深婉,为诗坛前辈张说所激赏。被贬后风格转趋朴素遒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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