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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各时代的人们对《诗经》的认识
绪论：《诗经》的性质
在探讨“《诗经》与爱情”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诗经》的性质，以及中国历史各时代的人们对《诗经》的认识。
1、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说到《诗经》的性质，窃以为八个字足以概括：“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先说“《五经》之首”。
我们讲传统文化，一般都会提到“四书五经”。但“四书”和“五经”这两个概念不是同时提出的，“五经”的概念比“四书”要早很多。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代以前没有“四书”之说。《孟子》一书，从战国到唐，一直没有什么地位。直到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力捧《孟子》，它的地位才得以抬高，随后得到宋儒的重视。“四书”的概念宋代才有，跟朱熹有很大的关系。宋代的朱子把《大学》《中庸》两篇从《礼记》里独立出来，并做了章句，又给《论语》《孟子》做了集注，这四本书合到一块，就叫《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的学说，在南宋时期曾一度被打压，直到南宋晚年，地位才高起来，到元明清，地位越来越高，“四书”也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了。
在宋代以前，主要讲“五经”。先秦就有“五经”的概念。“五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诗》即《诗经》。《书》即《尚书》。《礼》有不同的说法，因为“礼”有“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我个人认为“五经”之“礼”，应该指《仪礼》。《仪礼》的年代早，而且汉代经学博士里头，《仪礼》也更早立在学官。《周官》，也就是《周礼》。《周礼》发现的晚，到西汉景帝、武帝的时候，河间献王才把这个《周官》弄出来，经过西汉末年刘歆的吹捧，《周礼》才有一定的地位。《礼记》是汉代人整理的东西。《易》指《周易》。《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相传乃孔子所编定。
“五经”的排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通行的说法——《诗》、《书》、《礼》、《易》、《春秋》，是今文经学家的排序方法。汉代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什么叫“今文经学”，什么叫“古文经学”，说来话长，我们不多讲。但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今文经学”跟“古文经学”不是一回事儿。“古文经学”排“五经”的次序跟“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按文献时代的早晚来排。“五经”中《易经》时代最早，相传伏曦氏创了八卦，因此《易经》排最前面。其次是《尚书》，《尚书》里有《尧典》，尧的年代比商、周要早。接下来才是《诗》、《礼》、《春秋》。这是“古文经学”排的“五经”次序。
“今文经学”为什么把《诗经》排在第一呢?因为《诗经》性质特殊。这涉及到诗经的文学性。
中国古人说做学问，一个人要成为君子，怎么做呢?——“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是兴起的意思，因为《诗经》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感染和熏陶方面，比历史和哲学要实在，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的话，先要读诗。那时候的诗，便是《诗经》。《诗经》为什么是五经之首，实在是得益于它的文学性。
为什么说《诗经》是文学之源?任何一本文学史或者讲《诗经》的书都会提到一句话——“《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除了年代早之外，还有一层意思，《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典范。我们讲一个人有文化，会说这个人“风雅”、“风骚”。“风雅”两个字怎么来的?《诗经》里有“国风”、“大雅”、“小雅”。“风骚”两个字又是怎么来的?“风”者，《诗经》之《国风》也;“骚”者，《楚辞》之《离骚》也。中国文学批评，讲“诗言志”、讲“风雅精神”，这些传统都是从《诗经》来的。此外，讲中国文学表达技巧的高明，常会提到“比”、“兴”，也是《诗经》作品常用的两种表达方法。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就是这八个字——“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2、赋诗言志——《诗经》在春秋时代被用作外交辞令
探讨《诗经》的性质，需要讲一下中国历史上是怎样用《诗经》的。《诗经》在中国，自它产生以来，超过2500年的历史，它是如何被各时代的人运用的?
先讲跟《诗经》差不多同时的时代，周代的情况。东周历史有春秋、战国之分，春秋人怎么用《诗经》，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孔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经》，你别跟我开口说话。我当年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吓得战战兢兢，心里想自己真够可怜的，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照这样看来，我们现在全中国十几亿人口，99.9%的人都不要说话了。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学过《诗经》啊?《诗经》到底有多少篇?每篇的篇名叫什么?每一篇都怎么讲?全中国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能讲这个”。孔子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缘由就在于当时时代的特殊性。
这个“言”和现在讲的“言”不同，不是指一般说话的“言语”的言。这个言是什么意思呢?《论语•先进》有孔门“四科”之说。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的创办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孔子学院”有4个系，有十大优秀毕业生。哪四个系呢?第一“德行”，第二“言语”，第三“政事”，第四“文学”。这个“言语”系，相当于我们现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与口才系，专修外交辞令。
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时代的外交，诸侯会盟，两个不同的国家要在一起谈判。那个谈判不像我们现在，两个公司合作签协议，条款都写清楚就可以了。春秋时期的外交，特别注重前面谈判的过程。如果是我们现在谈判，一开口就说，我们俩结盟吧，你借给我三千军队，我明年报答你多少东西，这样就可以了。但在当时却不这样，当时的贵族太有文化，谈判的游戏规则是“赋诗言志”。“赋诗言志”就是两个国家的最高的行政长官，两国首脑或者外交官(当时主要是“三卿”或者“六卿”：大国六卿，小国三卿)代表国家谈判。因为太有文化了，他们有话不好好说，表达的时候，就“赋诗”。“赋诗”，并不是说自己当场写一首诗，或者互相唱和。春秋时代的“赋诗”，有点儿像现在的“点歌”。大家都去过KTV包厢，知道怎样点歌，都有一个歌单，先点好曲目，轮到自己了，放开喉咙唱，就OK了。春秋时代的“赋诗”也是“点歌”性质的，但却不是自己唱，而是有专门的乐工。比如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不能直接说，你需要点一首《诗经》的作品，让乐工唱出来(或许只是用某种腔调吟诵出来)。听完之后，对方也“赋诗”一首，作为答复，当然也是点一篇《诗经》作品，让乐工唱出来。双方便都心知肚明了。这就是春秋时候的外交习惯，很风雅。
《诗经》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当时外交的辞令。不学《诗经》，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谈判会盟。《左传》里记载了太多的“赋诗言志”，《国语》里也记载了很多。赋诗万一“不类”——意思表达错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一个人掉脑袋是小，搞不好还会导致灭国。赋诗不类，后果不堪设想，会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丑闻的。所以《诗经》在春秋那个时代，在贵族社会里，它是何等重要，完全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
3、《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
接下来讲汉代是怎样用《诗经》的。汉代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一讲中国文化，就讲唐、宋，但是周、汉两代才是真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德的。汉代的时候，《诗经》重要到什么地步，这是出乎人们想象的。
天子是万民敬仰的，《诗经》对天子的用处是什么呢?汉代的天子有时候也还要选拔的，虽然按道理是嫡长子继承制，正妻生的最年长的儿子就是太子，但是如果皇帝不喜欢太子，或许就把太子废了。汉武帝之所以做太子，还不是因为汉景帝把栗姬的儿子给废了，汉武帝才有机会的。汉代常有这样的事情。还有的皇帝生育能力不行，要在旁枝里面选太子，到底选谁呢?《汉书》里记载了很几次，几个都是同等资格的继承人或者竞选人中，最后决定了某一个人当选，理由之一居然是这个人会背《诗经》。
汉代有两个帝王就是这么选上的，其中一位是汉宣帝，他是在汉昭帝之后做的天子，但他不是汉昭帝的儿子。汉昭帝没有儿子。汉昭帝死后，在汉宣帝之前，有一个昌邑王已经被选作天子，但是很快就被废掉了。选汉宣帝做天子这件事，是大汉名臣霍光做的主。汉宣帝姓刘名询，霍光的奏议里头说，我们要立刘询为天子，并列举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刘询会背《诗经》。
汉代还有一个皇帝——汉哀帝，也是因为会背《诗经》才做了天子。哀帝是在汉成帝之后做天子的，他也不是成帝的儿子，因为成帝刘骜生育能力也不行，没有儿子。汉成帝有一个弟弟很年轻，选自己的弟弟做继承人，按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血统最近。但是后来因为背《诗经》的缘故，选了汉哀帝。当时汉哀帝刘欣跟汉成帝那个最年轻的弟弟刘兴还都是小孩子，两个人一起上朝见汉成帝，汉成帝便考验这两个年轻人。汉成帝先问汉哀帝，说你读什么书啊，哀帝说我读《诗经》，汉成帝说你背给我听听，他就背了，汉哀帝说我不但会背我还给你讲，成帝一听，觉得这孩子真不错。汉成帝接着问他的弟弟，说人家背《诗经》了，《尚书》你背过吗，《诗》《书》不是最重要的吗，你给我背背《尚书》吧，结果那孩子傻了眼，一句也不会背。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汉成帝心想这两个孩子真是天壤之别啊，于是不喜欢自己的弟弟，而喜欢跟自己关系不很密切的汉哀帝。后来便立汉哀帝为天子。
汉宣帝和汉哀帝都是因为会背《诗经》做了天子，当时的天子都会背《诗经》，而我们现在的专家有几个会背《诗经》的?这是时代的不同，但是可以看出古代人对《诗经》是多么地看重。
再讲讲汉代大臣怎么用《诗经》。这也有意思。汉代大臣把《诗经》当成谏书用。这在《汉书》里有明确的记载。我前面讲汉宣帝是因为背《诗经》做了天子，本来汉宣帝是一点儿机会也没有的，昭帝死了之后，霍光先立了一个人做天子，这个人是昌邑王，但只做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天子。昌邑在现在的山东省。汉代封的诸侯王，一般用封邑来指称，因此读古书，提到什么王、提到什么侯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到这是地名。昌邑王在昭帝死后，先被霍光立为天子，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他废掉了。为什么把他废掉呢?《汉书》记载昌邑王的罪名是“行淫乱之实”。据我的猜测，这位昌邑王刘贺可能行为不检点，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跟霍光合作，霍光便找一个理由把他废了。汉代的法律特别苛刻，汉代跟秦代的关系，在法律的继承上是最直接的。汉代的法律严酷到什么地步?昌邑王被废了，他所有的大臣都要治罪的。当年昌邑王的那些臣子，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罪，哪些人杀头，哪些人死缓，都要有个说法。这里面出了些情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问题来。
《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王手下有一个郎中令，姓龚名遂，他说昌邑王小的时候我教他读《诗经》，昌邑王不好好学，不好好做事情，我就教训他。我问他：“我说大王啊，你整天背《诗经》，你扪心自问，你的行为哪一条符合《诗经》的规范呢?”后来昌邑王年纪越来越大了，快要长大成人了，老跟小人在一块，中国古代最忌讳的就是跟小人在一起，君子、小人势不两立。龚遂又建议昌邑王，说：“大王啊，《诗经》里有一篇叫《青蝇》，青蝇是比喻小人的，这篇诗要我们远小人、亲君子，请问大王你做到了没有?”龚遂因为用《诗经》规范君主行为，从而名满天下。
还有一个人，跟昌邑王关系更密切，是昌邑王的师傅。汉代的时候，师傅太重要了。朝廷有太子太傅，各个诸侯王的太子也有太傅。师傅是在诸侯王少年时代影响其成长的重要的人物。昌邑王刘贺的太傅姓王名势，昌邑王获罪首先要判刑的就是他。判刑的时候，王势就跟办案的人说，你们不能杀我。办案的人说：“你身为太傅，昌邑王行为不端，你连一篇谏书都没有，不杀你杀谁啊?”王势说：“此言差矣，我教昌邑王的时候，我教他《诗经》，每教一篇，里面讲到忠臣孝子的时候，我都哭着跟他讲啊。我说大王啊，你将来成人了，你要学习这些榜样啊，你要报国，要尽孝啊。我这样做老师的，难道还不合格吗?”管刑事审理的官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上面。上面就给王势减轻刑罚，由立斩改判死缓。
由此可见，《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会不会背《诗经》，在竞选天子的时候可以当作一条考察标准，同时大臣也可以把它当谏书用，在关键时候可以救命。《诗经》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4、《诗经》是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必读书
宋代的朱熹，太了不起了。中国文化两大伟人，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朱子的主要精力花在了《四书章句集注》方面。但是“五经”，他也重点注了两本书，一本是《诗经》，一本是《易经》。而且“五经”之中，朱熹用力最深的是《诗经》。朱熹的书注的最好的，一本是《论语集注》，还有一本就是《诗集传》。
朱熹的《诗经》讲得很圆通，很高明。在当时的理学背景下，朱熹作为宋代第一大儒，要讲“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在理学体系里讲诗。由于朱熹本身《诗经》讲的好，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于是从南宋末年开始，朱熹注的书都是无价之宝。尤其自元明清以来，凡是朱熹注的经书，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朱熹的《诗集传》影响太大了，所以后来讲《诗经》，都按朱熹的路子去讲。自从《诗经》被元明清作为钦定的教科书之后，所有的读书人都读《诗经》。因此中国古人对《诗经》都是烂熟于心的。
5、《诗经》从20世纪以来被当作文学作品解读
20世纪初，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对《诗经》的讲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都是按照经学的方法来讲《诗经》，但从胡适、顾颉刚等人开始，便《诗经》当成文学作品来讲。20世纪以来，人们津津乐道于《诗经》尤其是《国风》中的爱情诗，关注2500多年前的风花雪月的故事。以至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老开玩笑，说大学里最浪漫的事情，就是——读《诗经》，谈恋爱。这也跟《诗经》本身的内容性质有关系。诗三百(305篇)，其中的《国风》部分，我们读起来稍微容易接受一点儿的，大部分是婚姻爱情诗。朱熹老人家看了这些诗，气得发抖，说这是“淫诗“啊，都是淫荡之人写的诗。。其实朱熹是看到了《诗经》爱情诗的本质，但他是在传统社会的礼教背景里看的，一定要把它们当作反面教材来看。但20世纪不一样了，歌颂爱情，歌颂青春，这是人性的解放，所以对《诗经》爱情诗的评价，跟以前大不一样。
我们今天来讲《诗经》，当然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讲。讲的内容，是《诗经》中的爱情与婚姻。
6、《诗经》在某种程度比唐诗宋词好读
要讲2500年前风花雪月的故事，那当然要落实到《诗经》的具体作品。关于《诗经》的读法，古人有一个说法，叫“诗无达诂”。每个人对《诗经》的理解都不一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诗经》怎么读，还是有原则的。
一要把读者带到《诗经》的时代。两千多年前的作品，它的文化背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前面讲春秋时代，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汉代人怎么用《诗》，我们现在简直难以想象，它的文化礼俗背景是要想办法去还原的。
二要把《诗经》带到读者的时代。为什么带到我们这个时代来呢?因为读作品，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心比心。《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都是抒情的。古人有情，我们也有情。食色性也、饮食男女，古人的那点儿事情，我们现在也还是那点儿事情。古人谈恋爱，我们现在也谈恋爱。读《诗经》作品的时候，很容易操作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诗经》里的作品想象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把《诗经》里的爱情想象成是我们自己的爱情，把《诗经》里写的事情想象成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这样一来，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
很多人都说《诗经》难读，其实不然。《诗经》难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文字障碍，二是礼俗文化背景。两三千年前先秦时代的语言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很多字我们不认识。还有，如果不明白《诗经》的礼俗文化背景，往往对诗的理解，会和本义相差万里。但是如果把这些文字障碍扫除了，把礼俗文化背景也搞清楚了。《诗经》反而好读。《诗经》甚至比唐诗宋词好读。因为唐诗宋词过于凝炼。《诗经》比唐诗宋词更生活化，更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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