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

时间：2022-12-26 12:07:21 柳宗元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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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是我国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浅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柳宗元，字子厚。生于中唐时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官至监察御史，吏部侍郎。他政治经历极为丰富，二十多岁即名扬京师，参加“二王”的“永贞革新”，后因革新失败被贬韶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处于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社会整体生产水平大幅下降，民众生活疾苦。基于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吏为民役”论，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深入研究柳宗元的“吏为民役论”，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增强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民本思想便已经出现。其统治君主对“天”极为崇拜，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天”主宰一切，它的道德责任就是保民，因此“天”代表的就是“民”的愿望。这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派推崇君权，崇尚礼义，宣扬仁政爱民，由于这适应了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迅速崛起。“仁政爱民”这一鲜明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曾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目》）。孔子重视民众疾苦，认为君主的统治基础就是民众，因此必须推行仁政，减轻赋税，爱民。在孔子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孟子对其进行发展，使其迅速成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再次申明要与民修养。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君王应该高度重视民众问题。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己制》）更加阐明了君民的关系。儒家的人文精神和民本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视民生，保持百姓的安居乐业是政治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千年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源于孔孟之道，儒家的爱民，仁政思想对其的影响极为重要。他自身的经历在其民本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亦占有重要地位。柳宗元出生前后，正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年代，唐王朝由盛转衰，政权不稳，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柳宗元少年时代，就随父亲来到长沙，九江一带，开始了解民间百姓的疾苦。“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一直被贬到永州司马。在命运转折的过程中，他深入民间，确切了解民众生活，批判统治者得暴行，先后写下《捕蛇者说》《田家三首》等著作。这种现实的经历更加丰富了他的民本思想，对民众生活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

　　柳宗元在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及社会现实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吏为民役”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官吏是“民之役”，他们是由民众所纳赋税来供养的，因此属于民众的雇工，仆役，必须为民众“勤心而劳力”，做到“讼者平，诉者均”，不可“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送薛存义之任序》），否则理应被罢免，受处罚。在当时，柳宗元能够提出这种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柳宗元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鲜明的人民历史观。柳宗元认为人民主宰历史的发展和王朝的兴衰。他继承了荀况、王充等人的反天命、反天人感应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历代的君王受命于天的神学史观进行尖锐批评。他在《贞符》中说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又说：“受命于生人之意。”对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观念进行深刻的批判。并且明确指出历史发展，王朝更替的决定力量在于民心。把民本思想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柳宗元“吏为民役论”和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成为继孟子之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最突出成就之一。

　　第二，朴实的`为民服务观。柳宗元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人，官吏应该为百姓服务。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提出“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在这篇诗序中首先推崇范氏的论断。认为官吏是是人的仆役，在这里“人”还指同僚，上级，所以应该为人而服务，怎么能够不报答主人呢？这一观点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官者，牧民的思想框架。他在《送薛存义序》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这一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的提出“民之役”“民可黜罚”的思想，官吏应该为百姓的仆役，必须为百姓勤恳办事。

　　第三，可贵的对民负责观。对于“受若值怠若事，又从而盗之”的官吏民众应该也有权利进行黜罚。“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从而又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苦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义序》）！在这里柳宗元把“人”特指民众，并鲜明地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百姓有权对官员进行惩罚。这对贪墨成风的封建官僚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在吏治改革上应该善用循吏，从而公平、认真的为民办事。

　　最后，深刻的养民利民观。柳宗元认为应该顺应自然变化，充分给予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扰民。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说“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从养树之理中得出养民之理，要“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点明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要充分利用条件，不仅要主观上“利民”，还要客观上真正做到“利民”。因此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与民休息。这种冲破时代限制的民主思想光辉对于当代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

　　三、柳宗元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柳宗元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反对“君权神授”，认为政权的夺取与巩固在于民心，提出“吏为民役”，提倡“顺天”，“养民”。这一系统的民本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对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柳宗元历来认为政权的巩固与维持在于民心。他认为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在乎克怀于有氓，登贤庸能，濯痍煦寒，以廖以熙”（《贞符》）。即扫除社会的弊端，重视人民的安定。而唐朝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他初期的政治清明犹如“丕将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冷风”（《贞符》），天下才能大治。而唐中期以后失去了这种治国思想，一味“牧民”，为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而盘剥人民，以至造成黄巢起义，终于使唐王朝一蹶不振。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重视人民的力量，避免政治僵化，缓和阶级矛盾，与民休息。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权力在人民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应对人民负责，进行吏治改革。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并且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科学的干群、党群观点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有异曲同工之妙。

　　柳宗元打破传统封建社会的“牧民”思想，提出“吏为民役”，认为官吏应该而且必须为民众认真办事。他的这一理论对当今的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也用深远的影响。柳宗元继承了法家韩非子的合理的法治观念，认为为相者理天下要“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梓人传》），应该运用法制治理天下。并且在《送薛存义序》中他又明确提出“民可黜罚”的思想，如果官吏不能够认真负责的为百姓办事，百姓应该而且也有权力惩罚甚至废黜他。这种观念的提出对官员的行为也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第三，人民推动历史社会发展，应重视民生问题，促进人民自身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发展理论进行了科学而全面的论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做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科学的发展观显示了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对人民利益的保护。科学的发展观和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是对柳宗元的“顺天”，“养民”观点的发展与突破。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把种树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推及到为官治人，提出为政只要在于“顺人之欲，遂人之性"，即为政者应该从促使民众安居乐业的角度出发，尊重百姓的需求，满足民众的愿望，同时遵循生产生活的自然规律。为百姓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种树郭橐驼传》），在这里，他又对一些“好烦其令“的官员进行了批评，指出虽然这些官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方式的不恰当最终导致吃苦受累的是老百姓，从中得出一个稳定而安全的环境对老百姓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不仅对封建官僚体制对民众的盘剥和压榨进行了抨击，而且更为难得是提出了“尊重人的本性”的人性观点，具有当代社会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意境，其历史意义不能说不深远。我们党高度关注发展民生问题，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更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点。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积累，而民族历史上的精神文明遗产更是今天我们的财富。虽然当今社会和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国家、政府的职能仍然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国家管理民众的基本职能更是没有改变。因此，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一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柳宗元的思想既富于理性思辨色彩，又充满现实主义气息。他的思辨水平、批判精神和文学才华在当时都是相当突出的。他批判继承了儒家中的民本思想，并吸收各思想派别的精华，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对其民本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至今仍然闪烁着进步、民主的光辉。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从中吸取一些优秀的思想，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柳宗元画像柳宗元祖籍是河东郡（河东柳氏与河东薛氏、河东裴氏并称“河东三著姓”），祖上世代为官（七世祖柳庆为北魏侍中，封济阴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为宰相，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做过县令）。其父柳镇曾任侍御史等职。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祖上世代为官。柳宗元只有两个妹妹。

　　773年，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长安。四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因此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见闻和感受。（九岁时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年仅十二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785年（贞元元年），柳镇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随父亲宦游，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他参与社交，结友纳朋，并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他回到了长安。父亲柳镇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能诗善文的父亲和信佛的母亲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少年成才

　　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

　　793年，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去世，柳宗元在家守丧。

　　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

　　798年，二十六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官阶从九品上）。

　　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正六品）。

　　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主要贡献

　　文学作品

　　柳宗元题跋像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古文大致为六类。

　　（一）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二）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三）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四）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作品中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五）诗词骚赋：独具特色（代表作《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江雪》《渔翁》《溪居》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六）作品集：刘禹锡始编柳集《河东先生集》。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

　　思想理论

　　哲学思想

　　柳宗元是一个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的哲学论著中，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他反对天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柳宗元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的一种手段。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言论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

　　佛学思想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于是，“自肆于山水间”，更有意识地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政治理想，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辅时及物”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的原则。

　　尽管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天台宗也把他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但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博采众家，苏轼赞许他“儒释兼通、道学纯备。”他对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以图“统合儒释”，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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