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写作启示

时间：2024-10-17 23:04:07 方宇柳宗元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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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写作启示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祖籍河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人，[1]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写作启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作为永州本地人的笔者，深知《永州八记》成功的关键不在景致，而是事在人“彰”，即所谓“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宗元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可以说，《永州八记》(以下简称《八记》)是柳宗元写作建构的杰作，堪为今天写作教学与指导的借鉴蓝本。

　　一、景的表现:写实与写意的统一

　　1、写实。柳宗元《八记》写景的“写实”表现主要有二:一是景点定位切实。柳宗元在《八记》中对相关景点位置及其相互距离、顺序、线路的表达呈现准确，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的方位启导，“过湘江，缘染溪”的路线指引。此外，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位置和游踪的交代都十分清晰而确切。选择永久性的醒目标志做参照，从而给予各个景点时空双维定位，这正是《八记》“写实”的成功要诀所在。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以法华寺、潇水和冉溪作参照，《钴潭记》以“泉流”和“鱼梁”为标识，等等。二是景物特性鲜明。《小石城山记》写造物主钟灵于石，表现了石之“瑰玮”，体现了 “我”之石性。《钴潭记》循环往复，中间石观点缀，意趣无穷。《钴潭西小丘记》平淡是真，小丘――买丘――辟刈――游赏，其间最见功力。《石渠记》则“石渠幽然有声，石泓澄然以清，石潭渊然以深。”《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山水奇致尽在尺幅之内，不写尽佳境，但见笔墨悠长。而在此过程中，《八记》山水特征无不凸显:西山高峻怪特，小石潭水清石奇，小丘周延精巧，袁家渴水绕山环，石涧“亘石为底”，小石城山天然传神等，无不个性焕发，给人以鲜明而独特的印象。

　　2、写意。如果说《八记》“写实”追求的是“形似”，那在此基础之上的“写意”追求的则是“神似”。《八记》的“写意”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以意为主，凭意造景。柳宗元带着较为强烈的主观情意去观察景物，捕捉和选择物象，使客观物景染上了明显的主观色彩，如《始得西山宴游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的西山、小石潭等。(2)情随景迁，见景生意。柳宗元出游后遇到某种特定的景物，忽有所悟而感受大发，从而达成意与景的交融，如《钴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等。(3)寓情于景，物我合一。柳宗元把自己的情绪、好恶和品质等，较隐蔽地注入景物之中，处处写景，又句句关情，情与景水乳交融，如《石渠记》、《石涧记》等。以西山为例，它本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山，但柳宗元从西山身上照见了“自我”后，反过来又把“自我”融入对西山的描述，从而达成了更高层面的艺术“写意”。于是，《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西山翘首天外，在此柳宗元的孤傲、正直便异化为西山的奇特、挺拔或雄伟。总之，柳宗元在《八记》中通过 “写意”融注了“自我”情怀:悲愤精神和崇高品格等，《八记》山水由此而被赋予了生命和灵气。

　　纵观《八记》，其描摹物态，主要目的是表现“自我”(即“意”);其抒发积悃，主要方式是借景物进行寄寓。这样虚实相生，便达成了“写实”与“写意”的和谐与统一。

　　二、情的抒发:自嘲与自恋的统一

　　1 、自嘲。柳宗元在《八愚诗序》中自称“愚者”，并以此自嘲与解嘲。其实，这种自嘲理念和解嘲方式在《八记》之中也是一以贯之的，《八记》山光水色之中几乎无处不游弋、闪动着柳宗元“被弃”的身影或心思。钴潭西小丘“货而不售”，柳宗元“怜而售之”;小石潭“以其境过清”，“乃记之而去”;石渠“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小石城山惜之“列是夷狄”，遂感慨其“更千百年不得一售与其伎”。他弃“我”取，被弃的苦痛、无奈和彷徨在文中依稀可见，这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期不幸遭遇和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与艺术反映。言“弃”其实是柳宗元“文墨慰藉”的一种特殊方式，柳宗元将“被弃”山水和“自我”思想有机统一，或自嘲，或解嘲。可见，柳宗元在《八记》中的“自我”形象转换为“弃者”，《八记》山水成为“弃者”自嘲与解嘲的表现中介。

　　2 、自恋。“愚”从正面看，兼有坚持正义的内涵和讽喻时弊的功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愚者”是柳宗元智慧的载体;而“弃”则是柳宗元不幸生活遭遇和百折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在深层意义上，“弃者”是柳宗元“独钓寒江”人格之精魂。这样“愚者”、“弃者”也就成了柳宗元在《八记》中聊以“自恋”的资质，并成就了柳宗元在《八记》中顽强的“自恋”意趣。“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与西山解融为一体，所以在此夸西山即美“自我”。“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小石潭中的鱼与“我”的意趣相通，在此柳宗元“恋”鱼即“自恋”。这样，在柳宗元的视阀里，湘江、愚溪、小石潭潋滟的波光下和清滢的水流中，生生不息的便是对这种或“愚”或“弃”的偏爱与执着。而《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西小丘记》、《石渠记》等篇中，柳宗元则不仅是自然美的观赏者，还是自然美的改善者或者说缔造者，他对修缮后深深打上其身心烙印的《八记》山水孤芳自赏，这是柳宗元“自恋”的又一演绎方式和表达形态。这样，柳宗元在《八记》中将“弃者”的常态与智者的超常态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超凡脱俗的“自恋”意境。

　　柳宗元在《八记》中寻山水、游山水、惜山水和恋山水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从“自嘲”走到“自恋”的心路历程。可见，情感同样可以成为山水游记文学的灵魂，柳宗元正是以此让山水游记从此脱离了应用文体，晋升成了抒写人生的游记文学的。

　　三、意的表达:儒学与佛禅的统一

　　1 、儒学。在永州十年，柳宗元深读古代典籍，走访民间疾苦，遍游山水佳地，体验人情冷暖，深思社会问题，赋诗作文传道，践行“辅时及物”。儒学倡导“出”以行道济世或“处”以独善其身，而柳宗元身处逆境仍然“文以载道”。如，“利安元元”理念寓于《钴潭西小丘记》中，“民本”情怀则在《钴

　　潭记》等篇记中闪烁……如果将《八记》这些寓于永州山水的“民生”胸怀汇集在一起，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穷且益坚”、心忧天下的“儒士”形象。柳宗元在《八记》中对儒家传统思想独特的继承、创新和传承，使他的儒家人文精魂一千二百年来一直与《八记》读者同行，与“八记”山水共存。正如中国柳宗元研究学会副会长陈松柏先生在《柳宗元的人生道路对于中国士人的象征意义》一文中所言:

　　柳宗元以深厚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根底，他的身上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士人的整体风范。虽然柳宗元的一生是短暂、曲折而坎坷的，但他不愧为我国封建士大夫的优秀代表，有《永州八记》为证!

　　2、佛禅。唐朝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麻痹人民而推行“三教调和”的政策，柳宗元则提出了“统合儒释”以佐世的政治主张，这种思想对柳宗元创作《八记》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一是柳宗元将禅意投射于景物之上，让其蒙上了一层宗教的静穆和神秘，赋予《八记》景物一种美轮美奂的奇异色彩。《八记》营造的幽静清冷的境界无不是诗情美与禅意美的载体:小石潭、钴潭在“佛”光普照下成就为心灵之潭、哲理之潭和宗教之潭，西山、小石城山在“禅”意演绎中也成了柳宗元的意念之山、人格之山和生命之山。二是《八记》在景物描述之后对人生或社会进行佛禅式“顿悟”，提升了《八记》的思想境界，拓展了《八记》的社会意义。如《始得西山宴游记》，“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此“顿悟”，成为该文画龙点睛之笔，而且提挈了整个《八记》。而《钴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中的“顿悟”，则将读者眼光从山水记游引向社会生活:佛禅丛林制度的追求渗透，“利安元元”社会理想的寄寓等;不但拓展了山水游记的表现领域，而且扩充了山水游记的社会思想意义。

　　《八记》于清丽中见峭拔，于简洁中见深沉，于淡雅中见富蕴，这主要导源于文中“辅时及物”的儒道和幽邈深邃的禅意。而其间蕴涵的哲理思辨与人生感悟，是柳宗元人生哲学的艺术写照与曲折反映。

　　四、境的营造:绘境与造境的统一

　　1、绘境。柳宗元《八记》以“画”为文，其“绘境”主要表现如下:(1)画面优美。《八记》描山绘水笔法洗炼，写景无不精心剪裁。就拿林纾先生最为推崇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来说吧:一池清凉透澈的潭水，水中游鱼细石，潭面点缀各种石观，四周竹树环合，整个画面静谧而清明。“石涧风景图”(《石涧记》)则格调清新而秀丽，无论是“亘石为底”、“流若织文”或“揭跣而往”，还是“交络之流”，“均荫其上”或“翠羽之木”，都让人流连忘返和过目难忘。总之，柳宗元的“绘景”剪裁艺术，优化和美化了《八记》山水画面。(2)构图分层。《八记》吸取了赋体铺陈的“绘境”手法:如《袁家渴记》的描述由上而下，从树到草，有条不紊;《小石城山记》则先写山之形态，再写其旁堡坞，最后写山上景色，条理分明;等等。如果我们对“八记”山水分布进行总体考察就会发现:前四记和《小石城山记》，以愚溪为纽带，串联成一个整体;后三记则承前启后，散落在潇水之滨;而随着愚溪汇入潇水，便成就了“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之佳境。《八记》之画“境”，可谓深得中华民族传统山水画之艺术精髓!

　　2 、造境。《八记》山水之“造境”主要有下面三种表现形态。一是以文“造境”达成形象生动。如水流“斗折蛇行”(《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或“流若织文”的 (《石涧记》)，水流声“如鸣佩环”(《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或“响若操琴”(《石涧记》)，石头“若牛马饮于溪”或“若熊罴之登于山”(《钴潭西小丘记》)，游鱼“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或鸟兽“举熙熙然回巧献技”(《钴潭西小丘记》)，等等。比喻精当、比拟传神、对比鲜明、衬托巧妙和象征贴切，生动而形象。二是经过人工美化“造境”。如《钴潭西小丘记》中的小丘，经过“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使得“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石渠记》中的石渠，“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经过一番除恶显美的努力，石渠水流也得以明净与通畅了。三是让情景相合生成意境。《小石城山记》“借石之瑰玮，以壮胸中之气”(茅坤评《小石城山记》语)，《钴潭西小丘记》则以山石之奇峭，寄郁勃愤慨之情……《八记》之“造境”，既有巧夺天工的人工改良和灵异巧妙的艺术点染，更有作者主观情意的参与渗透，它们共同创造了鲜明生动的画境。因此所“造”之境不但比图画更赏心悦目，而且比图画更让人心旷神怡。

　　“五岭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子厚与山川适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与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柳柳州文钞》)。柳宗元曲折人生所郁积的抱负、思想与情感，在《八记》情、景、意、境“四合一”的创作过程中得以寄寓、整合和升华，从而将《八记》塑造成为“物我合一”的山水意境，终于完成了《八记》独特魅力的辩证塑造过程，《八记》遂成绝诵而流芳千古。

　　赏析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也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也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也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也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多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慰藉，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慰藉。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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