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骚看屈原

时间:2023-03-25 17:45:15 离骚 我要投稿

从离骚看屈原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

从离骚看屈原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部悲剧性作品,集中体现了屈原的悲剧精神。屈原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得以发挥,无私崇高的人格正是在这种冲突和失衡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和体现。“人的悲剧,……是在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更崇高的目标中表现出来的。”“悲剧的喜感,不属于美感,而属于崇高感,甚至是最高级的崇高感。”

  屈原旺盛的生命热情和昂扬的实践活力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

  但是,更进一步看《离骚》,我们会发现,屈原把对自我的确认与楚国关联在一起,“我”被异化为楚国,“我”即楚国,生命本质自由的一面,与楚国相混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屈原的自我便消失了。“我”隐没在楚国的兴衰存亡的历史变革中,“我”是以楚国兴衰存亡为根基的,自我存在的根基被偷换。所以,在屈原在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已经把自我抹杀了。

  屈原的精神与楚国的任何变化联系在一起,其终极的目的是楚国的兴盛,任何与此相反的现实,对他而言,都无比的痛苦。但在现实世界中,楚国的变幻莫测并不以他的意志为改变。屈原对楚国的关注,注定与这种变化莫测关联一起。因此造成的是内在心理与外在现实表象的重合,任何现实的变化,都会在诗人心上留下痕迹。他有时间的紧迫感,这种紧迫的时间意识也是与楚国相连: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月之不吾与。”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欲少留此灵均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当已经被异化的屈原的自我只能是在楚国政治上展示时,当时楚国的实际情况却与屈原被异化的自我相矛盾。于是诗人由对外在的思索进入到对自我的思索,反思当初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在楚国政治现实面前的失败,使他不断怀疑其志向,但最终还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他开始怀疑被异化的自我是不是真正的自我,但是最终是被异化的自我将自我进一步埋没在现实的表象变幻中。诗人在进一步确认被异化的自我的同时,也进一步沉浸在现实中,无法超越。现实政治的无由实现,只能走向现实世界的变幻,将自我任意投射到现实中,在现实中寻求超越之路,而这在根本上还是对楚国的(被异化的那个自我)的确认,因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无不与楚国关联在一起。

  诗人“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期冀在历史的寻觅中找到自我实现的途径,将我投放在历史,寻找与自我相应合的历史精神。但是诗人在这里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历史在一种循环往复中,让诗人难以得到心灵的慰藉,更无法看清现实的路。因此,诗人只能进一步回复到自我,因为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冲突,必然造成人对我的回归。诗人走到了人最私有的情感,在情感中寻觅解脱之路。于是,求“宓妃之所在”、有 之佚女、有虞之二姚。但是,诗人对自我的回归,并没有走到“我”,他反而走向了外在对我的规定。情感本身是自我规定的,但屈原的情感并不是自我规定的,而是由他所爱慕的对象规定的。这就使最后自杀成了必然。与人本质自由最密切的关联在一起的情感没有得到自由,没有回归,反而与外在世界的变幻更密切地关联在一起,所以,这里的超越之路又是失败的。

  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情感世界,屈原都与变幻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由偶然性规定的人进一步追寻偶然性的事件、偶然性世界。诗人占卜于灵氛,占卜于巫咸,占卜的偶然性结果同样造成人的偶然性结果,它无法让人通达到必然性世界中。诗人通过占卜而游走四方,但这个没有“我”的精神世界,必定是空无的,诗人只能在现实中寻找实有,于是,诗人又回到了那个被异化的自我――楚国这里。

  楚国的灭亡,最终导致了屈原的死亡。因为诗人的自我已经被完全异化,即使在历史中、在情感中、在精神中寻觅,诗人也没有得到出路。历史已为诗人敞开了死亡之门,文化已然规定了诗人之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寻找到我的人,只能在逃避或者死亡中寻得归路。

  虽然屈原并没有寻找到“我”,但是,这个“我”的可贵品质,仍然在这一优秀诗人的诗中得到了彰显。自由,这一人存在世界的本质所在,在诗人屈原身上闪现了它的光辉。

  至少,在诗歌中,通过自由想象,自由创造,诗人的悲剧精神铸就成为一个自由世界,显现了诗人的自由追求。

  拓展阅读:《离骚》的后世影响

  《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似可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梁代钟嵘《诗品》说李陵的诗作“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直是把屈原的旨趣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唐代诗人李白豪迈地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很多作品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也与屈原有渊源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声称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志士们多以屈原的气节来鼓励自己。南宋词人刘克庄在金人入侵的形势下,写诗颂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自己决不投降敌国的坚定信念。他在《屈原》一诗中说:“芈姓且为虏,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

  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屈原精神影响的作家更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艰难地探索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1926年出版《彷徨》时引《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显示出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有节操之坚执,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既是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痛苦心灵的家园,也是砥砺志士仁人坚贞操守的金石。

  屈原的艺术创造,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诗经》为代表的“风”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骚”,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石和古典诗歌的两个最高标准。汉魏以后,以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概称楚辞,晋郭璞《山海经注》引用《天问》、《远游》,都称《离骚》;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所论包括全部《楚辞》作品。梁代萧统《昭明文选》列“骚”类,包含《离骚》、《九歌》六篇、《九章》一篇、《卜居》、《九辩》五篇、《招魂》、《招隐士》。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到卷五总称《离骚》,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七篇。《续离骚》包括《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赋》、《鹏鸟赋》、《哀时命》、《招隐士》。其他像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明黄省曾《骚苑》、明张之象《楚骚绮语》、清贺宽《饮骚》等书,都是就全部楚辞而言的,《离骚》已经成为楚辞的代名词,“骚人”也成为诗人的代名词。王逸《楚辞章句》:“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刘勰《文心雕龙》:“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人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蒲松龄侈谈鬼神花妖,很受屈原的影响,他在《聊斋自志》中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他所抒发的坚贞怀抱和有志不得伸的愤懑,以及所用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也和屈原相类。

  屈原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也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在公元前7世纪传人日本,19世纪开始传人欧洲,现已有英、法、德、俄等多种国家文字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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