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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
一、曹雪芹的性别角色意识与贾宝玉的“男人解放”形象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叛逆者形象,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夜的新人形象,这几乎成了今天广大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识。而当我们以男人解放思想为背景重读《红楼梦》时,便会发现,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处处流露出对传统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颠覆。毫不夸张地说,曹雪芹是具有初步两性平权意识与男人解放思想的作家,虽然,受其时代的局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性别角色是怎么回事。但在他塑造的贾宝玉这一人物身上,凝聚了男人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诸多理念,这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同时又是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叛逆者。让我们试以男人解放的视角,重视审视一下宝玉的形象。
1.贾宝玉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意识
儒家文化观念下的理想男人应该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贾宝玉是被其所属家庭寄予厚望的一个人物,贾政等人对宝玉的期望,自然是“深精举业”,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贾宝玉一生鄙弃功名利禄,最恨所谓“仕途经济”。这种“不思进取”,是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在贾宝玉那里,与功名相对的,是“风月诗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第五回写宝玉跟着秦氏找午睡之处,先进上房,见挂着一幅画和一副对联,画为《燃藜图》,画的是刘向勤学苦读,而对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对功名厌恶到这种地步。谁若劝他走经济之途,他就斥之为“混帐话”,亦可见其性情。
2.贾宝玉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规范中,男孩子从小便被教育他们是不同于女孩子的,他们应该与女性保持距离。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整天和女性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
贾宝玉毫不理睬这一切,他整日与女孩儿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用史湘云的话说,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而袭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说:“他偏又好在我们队里闹”。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情呢,自然是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对女孩子们做的事情感兴趣。这或许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
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的那份“权威”。在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
3.贾宝玉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
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对男女差异有着明确的规定,男人的“阳刚”对应女人的“阴柔”。为了塑造这一不同的性别形象,男性和女性在幼年的游戏内容上便有区别,而贾宝玉却要打破这区别。第六十二回,香菱等人斗草,“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这种女孩儿们的游戏,荣宁二府中,恐怕也只有宝玉这一个男性会热衷参与。
那一段“宝玉葬花”更是“女性味儿”十足,也可以说是“兼性”十足:宝玉“将方才的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些菱和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这举动,整个一个林黛玉葬花的翻版。
贾宝玉被公认为多情公子,而这多情,也恰是男人的阳刚形象所不容的,是贾宝玉对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另一背叛之处。至于说到贾宝玉的爱哭,因为最能体现男人解放的兼性理念,容后专述。
4.贾宝玉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
直到今天,“老成持重”、“成熟稳健”的男人仍是社会性别角色要求下的“理想男人”,而宝玉“谤僧毁道”,用袭人的话讲,就是“说话不顾禁忌”,这种性情的自由随意,不受约束,同样是男人解放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
5.宝玉反叛了男性友谊的“君子之交”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下,男人间深刻的友谊受到抑制。儒家文化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以男人解放理念来考察,这种对男性间亲密情谊的回避根源在于男人的阳刚形象,男人被认为应该是坚强无比的,是可以独自承担一切重轭的。而温情脉脉、甜甜蜜蜜、亲密无间的交往,会使男人显得太“多情”,有损男人的“硬汉”形象,因此像女性之间那样的亲昵友情在男人世界是被禁止的。此外,男人间的距离还导源于“同性恋恐惧症”,即担心男性间交往过密会被别人认为是同性恋伴侣。
男人解放主义者认为,“同性恋恐惧”阻碍了男性的团结与友谊,因此是要破除的。正如女性主义者主张女人间建立深厚的“姐妹情谊”一样,男人解放主义者也主张男人间建立同样深厚的“兄弟情谊”。
而贾宝玉从来便没有想要扮演“硬汉”,他对这一男性理想形象进行了颠覆,同时也颠覆了同性恋恐惧。
宝玉与秦钟的“兄弟情谊”可谓深厚,元春受晋封时,“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为什么不介意呢,因为秦钟的父亲病故,而秦钟亦病危。他与蒋玉菡、柳湘莲等人有密切关系,突出了他与同性的情谊。
事实上,男人解放主义者所提出的“同性恋恐惧”效应在《红楼梦》中已有表现,如第七回写宝玉与秦钟相互敬慕,便“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
实际上,贾宝玉与同性的关系还仅仅停留在友谊层次,而不是同性恋。因此,与薛蟠“动了龙阳之兴”自是不同,甚至与秦钟和香怜的“挤眉弄眼,递暗号儿”也完全不符,更与贾琏“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迥异。纵观《红楼梦》全书,虽然多处描写同性间的性爱,即使第十五回里那些暗示性极强的语句,似也仅具有暗示同性间性游戏的层分,而非真正的同性恋关系。
二、贾宝玉周围人士对男人解放倾向的态度
当男人解放作为一种理论提出的今天,在全世界仍有很多的反对者。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人奴役之深正在于,它已完成观念内化,成为我们观念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受其奴役而又觉察不到,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于是,许多持旧性别观的女性,便会觉得解放的男人不符合她们理想中的“好男人”形象。
贾宝玉的生活中,几乎都是这样的反对者。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代表人物贾政自不必说,包括贾母、薛宝钗、凤姐、袭人等人在内,亦是这样的反对者。
全书中,宝玉两次被人指责“婆婆妈妈”的,一次是凤姐因为他在秦可卿病床前哭,另一次则是袭人。宝玉因晴雯病而想到海棠花之死,认为是一种应验,袭人笑他:“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按袭人的话推理,同样的话,女人说便可理解,而男人说便是“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这个词本身便具有贬意,它用于女性也是一种轻蔑,这里又通过将男性归入女性行列完成了对男性的轻蔑。
而到了“宝玉葬花”一段,被香菱看见了,也说:“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肉麻”,和“婆婆妈妈”一样,用来指称某个男人有女人味儿。
第三十五回,借两个婆子之口形容宝玉:“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第六十六回,又借兴儿的嘴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
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由此可见,贾宝玉这一男性解放者的形象,不仅为上层阶级反对,也为下层反对,不仅为女性反对,也为男性反对。
宝玉的叛逆,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摒弃仕途上。当史湘云听贾宝玉说不愿意会见贾雨村时,曾这么劝他:“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仁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谁知宝玉却一点面子也不留:“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政是传统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典范,热心仕途,追求“成功”之外,还表现在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上。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推崇的是严父形象,以“严父”指称贾政再合适不过了,他毒打宝玉,除了嫌他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或害怕“窝逃”受害的因素之外,也有恨他“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在外流荡优伶”这些有损传统男子社会性别的行为举止。
林黛玉不仅支持宝玉的“男人解放”,她自己也是一个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反对者,仅由对待香菱学诗的态度便能够看出来。按理说,香菱更有理由就近向宝钗学诗,但宝钗却笑话她,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而林黛玉则是极力帮助香菱学诗。由此可见,钗黛二人对于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定位便大相径庭,她们对于男人解放倾向的不同态度也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对贾宝玉这一男人解放思想的实践者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作者曹雪芹。曹雪芹无疑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来塑造贾宝玉的,宝玉形象寄托了他的理想。此外,曹雪芹在书中也多次流露出两性平权的意识,如对反抗压迫的下层妇女的同情与歌颂。
须知,男人解放主义者在今天仍在主流社会之外,属于“另类”,在当年便要加一个“更”字了。《红楼梦》第十九回有这么一条脂批:“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因此,这位批书人说贾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贾宝玉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在当时处于“草色遥观近却无”的状态。
三、以两性平权、男人解放视角进行红学研究的意义与潜力
关于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以往的红学研究多强调他的阶级叛逆性,而我们这里试图从性别角色叛逆这一视角,特别是男人解放这一最新理念出发,对其进行审视与解读。阶级叛逆与性别叛逆尽管有时交插错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又能彼此关联,相互生发,具有统一性。
首先,社会性别角色是一种文化观念界定。而我们知道,任何文化观念上的界定,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色彩,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社会性别观念,同样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管制人民的一种手段。历来的统治者,在以强权和独裁维护其统治的同时,往往都要依靠包括社会性别角色在内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作为其补充手段。而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讲,人本主义思想理应受到尊重,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两性的平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想。
其次,性别角色规范对个人同样具有强制性。可以说,社会性别角色的条条框框,同样是一种对个人独特性的蔑视与剥夺,足以通过强化这些束缚,而将个人控制在既定的统一规范之内,使其个性无从发挥,直至彻底泯灭。因此,性别角色模式的过分强化,同样是一种奴役和剥削。
贾宝玉的背叛,是阶级叛逆与社会性别角色叛逆的统一,正是这一双重叛逆决定了他背叛的彻底性,也使其人物形象变得更生动而鲜明。
引入男人解放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比如前面专节论述的贾宝玉的哭,以及贾宝玉诸多被当时主流社会视为女性化的举止和表现,如果单纯以阶级叛逆的观点来解读,有时难以取得十分令人叹服的答案。
再以贾宝玉对男性的态度为例,《红楼梦》全书中,贾宝玉对于男性的态度主要基调是反感的,而他之所以同秦钟等人往来十分密切,以往红学家们基于阶级背叛的观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贾宝玉反感的男性是上流社会的人士,而他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对于惟一的例外北静王,也有学者引证说,贾宝玉对北静王的友情很快便十分淡漠了。如果以性别背叛为出发点,便会发现贾宝玉的男性朋友,包括北静王,都是眉目清秀、相貌俊朗的青年男子。贾宝玉对他们的喜爱,表现了男性对俊美同性的欣赏,且这种欣赏又不是基于性爱的。而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女性对美丽同性的欣赏受到认同和理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性身上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或会立即由此联想到同性恋。所以引入男人解放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全面体察,以及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如果认真深入地以社会性别角色理论全面解读《红楼梦》,我们还将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可以说两性平权意识贯穿全书。正因为此,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说,曹雪芹是一个具备了初步女性主义,以及男人解放主义思想的伟大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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