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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顾城的《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
不少人认识顾城大多起于《一代人》同时又终于《一代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此顾城就非彼顾城，而这首诗虽然曾经以朦胧诗的典范而出现，但是当人们已经在某一个较固定的层面普遍认同和接受了它，把它当成了“一代人”独特的标志与象征，那么实际的它也就已经不再是以“朦胧”的形态而存在了。它成了一个有着特定指代意义的符号，诗的思想性虽被拔高了，而它的诗意和情绪性却遭遇了不可避免的简化和滑坡。(这里也许有一个不甚明显甚至还有待商榷的悖论：朦胧诗的代表之作却在不朦胧的层面被广泛接受了。因此在朦胧诗最有影响的时候，“朦胧”的含义本身却并没有被完全的理解和接受。当然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要和所能讨论的了)
而如果每一首诗都像一个标语口号那样确定不移，那么它就不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去反复品读和欣赏。今天当我重读顾城的《一代人》，它吸引我的地方已经不再局限于它曾经据以成为典范之作的对一个时代以及那一代人遭际、姿态和抱负的统摄与反映。而是要远在这一点之外，在诗歌本身自然保存的字句中。寻求那最初的表达冲动、表达难度、表达幅度和在这个寻绎的过程中我在其间自由领略时所享受到的快感与快意，才成了我作为另一代人却仍然能够对它感同身受的原因。
这首诗的“诗眼”，或者说解读这首诗的关键词我以为是一个“却”字。对这个字的不同感知、理解与领悟，对它不同的定性，造成了极不相同的欣赏和解读效果。在从前一些特殊年代，这种思想上的取向也许就是判定一首诗优劣的标准，但是今天，对它的偏好与取舍则更应该退回到诗意本身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上去，退回到文学自身的感性与情性范围以内来对它进行选择和评说。诗歌在现代失去魅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诗歌解读的可能性与自由性的被戕害。当所有诗句不是直言不讳，就是微言大义;读者要么只看到一种赤裸裸的煽情和无从参与的直白，要么是被宏大而又枯槁的口号压得失去判断、丧失了个体鲜活的感性与悟性。这样一来还会有什么诗的欣赏可言?当欣赏成了不可能，又哪里会有什么欣赏的快意和兴趣?而既然没有了兴趣，自然也就不会有对诗歌的关注与热情了。
当然这是后话。
既然诗歌是一种敞开，那么也许这种相互纠缠混合的混沌状态才是它的真实状态和原生状态。但是既然诗歌同时又是一种命名，那么它就必然会有哪怕截然不同却一定切实存在的具体意向。解读的自由不是盲目与不可确定，而应该是有章可循的不同确定。所以我抓住了“却”字作为我的诗歌“确定”的契机。正如上文已经有所提及的那样，一切可以从对“却”字的不同命意开始。
如果我们把“却”理解为一个转折连词，理解成“但是”和“偏要”，那么这首诗就有了一种英雄主义的决绝与悲壮。即便执拗得孤傲，那也是对丑恶势力的孤傲。因此它成了“一代人”凛然的肖像，哪怕黑夜漆黑了“我”的眼睛，但是这只会使“我”更起而反抗，而决不屈服。“黑色的眼睛”既是一次受骗和被伤害，同时也导致了“我”的觉醒与反抗。至于“光明”的有无，并不是诗要表达的重点，也不是它主要关心的所在。它要突出的只是一种对待“黑暗”的态度，表示一种在荒谬中却依然坚定的一代人孤胆英雄般的姿态。这种理解是《一代人》被接受的主要理由和方式。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却”的意义理解为一种反讽或自我嘲弄，把它理解成“竟然”的意思。这样，英雄主义的色彩便被极大地消解。诗歌所表示的不再是一种大义凛然的姿势，而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嘲笑。“黑暗”在这里压倒了对光明本该有的信念，而“光明”是不可能的。追求光明是可笑的，因为唯一可用来追求的武器也已经被黑暗所俘获、所污染。“黑色的眼睛”和“光明”之间形成了不可抹灭也无法调和的悖谬。谁如果去打破它，谁就应该受到失败和嘲笑。只是在这里，打破和嘲笑的人，几乎就是同一个人，因此这种英雄主义的退守里其实也能够包含着一丝时不我与的进击。嘲笑因为发自自我而有了指控的力量，虽然它是曲折的、甚至是消极的。这样的理解少了许多悲壮，多了一些苦涩;少了一种顽强不屈的“韧”的精神，多了些自我消沉的颓丧。就像接受一种宿命，“我”嘲笑并且接受了“人的不成功”。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理解似乎更接近顾城本人的真实。
同样作为黑暗现实里的失败，前者也许是暂时的，后者却宣告着一种必然。如果前者还有更多的“壮”可言，那么在后者也许就只剩下了自我解嘲后无以复加的“悲”了。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
是在接受中被简化和定型化了的悲剧英雄，还是在浓重夜色中冲突不出，因而沉湎理想的“一个任性的孩子”?事实也许是，这两者在深层其实是相通的，英雄往往正是那些比普通人多了一些“任性”和孩子气的人。他们的身上保存着更理想化也更纯粹的天性，正是这一点才使他们和一般人区别了开来，也才使他们最终选择了“英雄”的行为并且成为英雄。所以孩子的任性其实是对英雄的丰富而不是消减。只是，过度的理想主义也可能导致对现状的抗拒和悲观，毫无保留的退守也会造成一种消极的取向。当孤傲的执拗走向极端，无奈的自嘲不是作为一种清醒而冷静的精神底色平衡激情，而是成了一种自我沉溺的理由和表现方式，对英雄行为和理想主义的期冀就容易在现实磨难面前，由希望而转向无望进而步入绝望。这就会导致人的遗世孤立和他偏执性格的片面发展与激化。从而导致两者在这一点上趋于统一，走向汇合，并且在这个封闭的圈内相互助长、恶性繁殖。
如果这样说不是十分的牵强附会的话，我还想指出，在本诗的题目“一代人”和诗句中的“我”——而不是“我们”——之间，其实早已经隐含着或者预示着在那个时代语境中，个人选择的矛盾及其张力。比如“一代人”的宏大和“我”的渺小，比如“一代人”的担当和“我”的不胜。我不敢说这是顾城所自觉和有心的用意，事实上，这两者也没有必然如此的对立，因为“我”完全可以作为“一代人”中的任何一个个人而发言、而具有代表性。同时无论在诗歌的节奏上还是就诗歌本身的个人性表达而言，用“我”都要比“我们”适宜。因此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主要是针对诗意的内在张力而言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强调那特殊的一代人他们痛苦而艰难的现实选择与内心冲突，强调诗歌表意所具有的充分性。
作为同时代人，温情的舒婷也曾写下《一代人的呼声》，在那里喊出了另一种更坚定也更自信的声音。所以我相信，无论是“一代人”还是《一代人》，它们都是丰富的、多面的。而我们对它的解读、我们作为又一代人正在和将要做出的选择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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