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狂傲与轻慢

时间:2022-09-05 17:05:57 杜牧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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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狂傲与轻慢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对古诗都再熟悉不过了吧,古诗言简意丰,具有凝炼和跳跃的特点。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样的古诗才经典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杜牧的狂傲与轻慢,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杜牧的狂傲与轻慢

  杜牧在唐晚期生活,是个风流才子。下面是杜牧的狂傲与轻慢,和小编一起来看一下吧。

  与李商隐齐名的杜牧,官宦世家,自称“家住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两枝仙桂可能是暗喻其宰相祖父和26岁中了进士的杜牧本人。无奈寺院僧人不知杜牧何方神仙,弄得杜子极其扫兴,悻悻然题诗如斯:“老僧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气味长”。狂傲得很。杜子仕途,无多坎坷,因此笔下也没什么沧桑感。一生诗赋,两大主题;一是感慨江山,一是唏嘘女人。别看杜子下笔狂傲,骨子里却是以无知填底的。既不懂天下兴亡之奥义,又茫然于女人之辛酸。

  杜子最有名的感叹兴亡之作,无疑是《阿房宫赋》。此赋居高临下,文采飞扬,端的是将亭台楼阁尽收眼底。其实,不过是抨击“秦爱纷奢”的政治正确文章。按照杜子的观点,秦皇是因为纷奢才导致了如此下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最后,得出结论如斯:“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道是: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秦亡的原因,纷奢只占很小的比重。倘若能够假设秦皇只要不纷奢就可以千秋万代,那也太搞笑了。所谓纷奢者,用今人今语言之,腐败也。若要考察秦亡原因,制度造成的独裁比纷奢更重要;更为深层的原因,当然是支撑秦制和暴政的商鞅军国主义以及韩非、李斯的权术帝王术。当然,非要杜牧明白这类道理,不免有苛求之嫌。想要指出的只是,杜牧的不暇自哀之说,是相当肤浅的。就算此说意在劝谏当朝皇帝,也是站不住脚的。晚唐的政治危机主要在于,王室相残,宦官弄权。顺宗猝死,宪宗遇害,都与此有关。这类权斗,通常为王朝政治在所难免;与当朝风气的纷奢与否,关系不大。但诗人也罢,后世的清流也罢,都喜欢做道德文章,将王朝衰败归结于道德风尚如何败坏。一如后世寅恪先生认为唐朝重文才的科举之盛,“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而这,刚好就是杜牧在《感怀诗》中所说的:“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杜牧《感怀诗》从唐初说起,总结唐朝政治的经验教训所在,其大致见解,与《阿房宫赋》如出一辙。这类赋,这类感怀,说得好听点是伤史忧时,说得难听点就是说说风凉话而已。这就好比看着邻家败落,然后幽幽然地告诉世人,这都是这家人自找的,怨不得别人。

  一般说来,大凡王朝盛世都会因为繁华而导致所谓的纷奢,或者说风流绮靡。这与其说是政治败象,不如说是经济文化兴盛的标记所在。唐朝有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气象,西方有古罗马的繁华似锦,又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城邦景观;现代西方更是有十八世纪的巴黎,二十世纪的纽约。这都不是耻辱的象征,而是光荣和梦想的历史地标。政治理当在政治层面上谈论,而不能动辄归结为道德因素。在道德层面上考究政治乃中国儒家哲学的历史文化盲点。杜牧未能免俗。再说了,杜牧在谴责绮靡的同时,自己也活得绮靡得很。

  盛唐诗家杜甫虽然也持同样的政治正确立场,但从来不把政治和女人混为一谈。杜牧的俗气在于,就是喜欢在谈论政治的时候,掺入女人元素。或者是遐想式的,或者是评议式的,甚至意淫状的。《赤壁》属于第一类,遐想。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凭吊三国赤壁,竟然以深锁二乔作结。真不知杜子遐想历史遐想到哪里去了。更让人不以为然的是,从这首凭吊历史的诗作中,看不出诗人有什么不同凡响的史论史见。同为晚唐诗家,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其二)》,就有自己的见解在其中: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不管世人是否认同,皮日休不以成败论隋炀帝,并且肯定其开通大运河之功,史见史识颇有不随波逐流的卓尔不群气度。杜牧一身官气,老三老四的指点江山,非但说不出什么像样的见识,而且动辄就从江山转到女人身上。《泊秦淮》当属第二类: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要说到亡国的责任,就算皇帝不承担,也轮不到商女来担当,那么众多的大臣士子更不用说军官武夫,养着干嘛的呀?当然,更无耻的是后世众多的权男传诵者,仿佛亡国都是女人的过错,跟权力男人毫无关系。世人从这首诗里学会了在国家存亡关头如何取笑女人的本事,从而养成把亡国罪责推诿给女人的恶习。红颜祸国,商女不知亡国恨,云云。就像粗鄙的村夫在外面吃了瘪,回家使劲揍老婆。权男杜牧在这首诗中的嘴脸,与村夫的粗鄙,半斤八两。杜子的《过华清宫绝句》,似乎属于第三类: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叹花》

  这首七绝表面上是讽喻玄宗贵妃的纷奢,下意识里却是对深藏于绣成堆里的那位贵妃娘娘的遐想和意淫,一如其《赤壁》诗之于铜雀深锁二乔的窥探。杜牧的诗才不低,通常将这样的欲念隐藏得很深。但是,只消琢磨一下这首《叹花》,便可知杜子之于女人的欲念之重,绝对不下于大大咧咧的白乐天。

  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

  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

  前两句猛泻花尚未开时不曾摘花的气急败坏,后两句是面对人家生米已成熟饭的恨恨不已。花已狼藉,后悔已晚,遗憾无益。倘若说前两句是欲望没能满足的愤恨,那么后两句全然转为面对狼藉之花的冷酷。“绿叶成阴子满枝”的潜台词是,昔日豆蔻,已然报废。在僧人面前狂傲不已的杜牧,在女人面前是了无温情的。

  一般的文人艳诗艳词,通常是诗男词男情不自禁地流露与所爱在一起的享受或者温馨。但杜牧从来不做这类蠢事,从来不向世人表露跟女性在一起的真实感受,而是将笔端聚焦于自己没有得到的女性。不知李商隐是否看出了杜牧的这种品性,所以会赠诗如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刻意伤春复伤别”,可谓杜牧女人诗的绝妙概括。无论是《张好好诗》《杜秋娘诗》,还是《叹花》,乃至《赤壁》之中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甚至《过华清宫绝句》里的“一骑红尘妃子笑”,皆如是。

  《张好好诗》《杜秋娘诗》皆诉诸五古长歌。这两位女子都是杜牧想要而不得的美人,虽然生活中与杜牧的间距略有远近,但在情感上与杜牧的相隔,相差无几。锁在铜雀中的二乔是很虚幻的,但这两位却是杜牧的平生所遇。仿佛离杜牧很近,唾手可得;其实却离杜子很远,当杜牧能够接近她们的时候,都已然徐娘,并且落魄潦倒得不成模样。因此,杜牧一方面为自己没能得到天仙般的美人而嫉恨,一方面又乐得以旁观者的冷漠,向她们施以居高临下的同情,亦即杜牧诗中所言:“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相比之下,杜牧之于张好好的情感似乎略多一些,“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但骨子里都一样,聊自贻,聊一书,没什么区别。世人有说,无聊才读书;这在杜牧却是无聊才作女人诗。仔细对比这两首女人诗,实在看不出杜牧有多少情感寄寓其中。杜牧的女人诗当中,惟有《叹花》比较浓烈,但不是挚爱,而是得不到的恨恨不已,就像得不到美玉之类的宝物一般。这个来自官宦世家的晚唐官宦,骨子不过是个食色动物罢了,其女人诗充满毫无人情味可言的冷漠。

  可能也是因为那样的冷漠,故而对僧人、寺院,毫无感觉,乃至轻蔑。看看这首《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寺院与酒家,没什么两样。酒家尚有酒旗迎风飘拂,寺院却被烟雨全然掩没。在杜牧这种轻慢面前,那个谏迎佛骨的韩愈反倒显得可爱起来。韩愈太傻,杜牧太浮,用上海话说,太老卵。傻人可爱,浮人可憎。

  当然了,杜牧的诗才是必须肯定的。只要杜诗不涉及政治或者女人或者政治加女人,就会变得好看起来。比如这首著名的《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很好看。仿佛是王维写的一般。不过,王维笔下的景色再空灵也充满人情味。即便是“空山不见人”,也会是“但闻人语响”。这可能是杜牧诗作所不具备的。白云生处的人家,在诗中只是景物性的点缀而已,并非是对人的关切。李商隐又有言:“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这无疑是对杜诗的绝妙评说,妙在清秋一词。清秋者,冷冽也。

  拓展阅读:

  诗人简介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人物生平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据唐人的习惯,被称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华出众,杜牧十几岁的时候,正值唐宪宗讨伐藩镇,振作国事。他在读书之余,关心军事,后来杜牧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

  长庆二年(822年),杜牧20岁时,博通经史,尤其专注于治乱与军事。杜牧23岁作出《阿房宫赋》。25岁时,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此时的杜牧已经很有名气,作品流传。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岁,进士及第。同年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被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职,后转为掌书记,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京衔是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杜牧居住在扬州,特别喜欢宴游。大和九年,杜牧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赴长安任职,分司东都。八月在东都洛阳上任。因此逃过了十一月的甘露之变的险恶风波。在这里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张好好,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在洛阳期间,由于职务清闲,他四处凭吊古迹,写下了不少诗篇。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岁,由扬州赴长安就任监察御史。

  开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下,被召为宣州团练判官。

  开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离开宣州,去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开成五年,杜牧升官为膳部员外郎。

  迁官外放

  会昌元年(841年),杜牧调任比部员外郎。

  会昌二年(842年),外放为黄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书上并无记载。杜牧自己认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挤。而李杜两家为世交,李德裕为何不喜欢杜牧,有人认为是杜牧为人倜傥,不拘小节,与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党争,杜牧与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认为是牛党。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

  会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迁池州刺史,这年四十二岁。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

  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诏禁毁佛教。杜牧对于这一措施是很赞同的,后来他在宣宗大中年间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叙述武宗禁毁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帮助,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

  生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为京官俸禄低,而难以养家请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没有批准。

  宣宗大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为吏部员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连上三启,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认为,杜牧请求外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而是不满意朝政,认为自己无法在朝中有所作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凭吊前贤,结识诗友,作了不少诗。一年后,他又被内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长安第二年,迁中书舍人。这段时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别墅,并且闲暇之时经常在这里以文会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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