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中自然景物叙写的审美观照

时间：2023-03-23 03:30:53 迟子建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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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小说中自然景物叙写的审美观照

　　导语：迟子建丰富自足的小说作品，其实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审美世界，而其中自然景物叙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审美元素。迟子建说：“我恰恰是由于对大自然无比钟情，而生发了无数人生的感慨和遐想，靠着它们支撑我的艺术世界。”

迟子建小说中自然景物叙写的审美观照

　　审美表现：自然的阴柔之美

　　迟子建是“极地之女”，是漠河的自然风光养育了她，也熏陶、塑造了她的灵魂，使她成为黑土地永不倦怠的歌者。自然风光以极具诗意的形态出现在她的笔下，以灵性的风貌渗透在她的作品中，是形成她小说美学风格的重要因素。

　　在迟子建叙写自然景物的文字中，我们感受到的美，多是一种东方传统的阴柔之美。她喜欢月亮，喜欢晚霞，喜欢夕阳，喜欢江水……这些意象都是清丽柔婉的，正符合她那温婉恬淡的个性特征，符合她的审美取向。在表达方式上，她也是浓淡适度，沉静内敛的。她能活用各种修辞手法，生动地描绘出自然万物的变化，实现文章的意境美。比喻是她常用的修辞方式，在早期小说中，儿童视角下的景物往往妙趣横生，质朴憨厚。如月亮“圆圆的大盘上，像是涂满了鸡蛋黄”(《北极村童话》)，“细细的雨丝像一根根银色的绣针”(《秧歌》)，略带稚气中彰显朴素的本色。后期的文字逐渐趋于成熟，“如果说夕阳是一面金色的鼓的话，这些晚霞就是悠悠鼓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夕阳落得灿烂时，流溢的金光给人一种清新光艳的感觉，有如剥新鲜蜜橘时，四溅的汁液，带着股说不出的芬芳” (《白雪乌鸦》)。文字的华丽度加重，但精美之中不失谨重。拟人手法造成的人化自然的效果，也被迟子建钟爱。她故乡的月光“喜欢选择夏日的森林或者冬天的冰面来分娩它们的美丽”。(《原始风景》)晚霞“忧伤得仿佛在泪水中浸泡过”。(《原始风景》)天上的景物都具有了人的神韵，地下的景物更是活灵活现。黑龙江“像个失恋的人一样总是把它湿漉漉的歌声唱给我们”(《原始风景》)。金色的落叶“飞旋起来互相撞击着，好像一群无忧无虑做游戏的孩子”(《秧歌》)。谁能说这里的自然景物没有人的情态呢?它们完全像人一样有喜怒哀乐，让人迷恋、沉醉，也为小说营造了诗一般的氛围。

　　迟子建在描述景物时，经常使用具有细微分辨力、表现力极强、色彩感极强的形容词，这既可见作者对事物细致入微的感受力，也使读者陶醉在极具绘画美感的特殊情境中。如下面的文字：

　　“在卓霞眼里，天就仿佛是个大博物馆，它的藏品呢，是变幻无穷的云。你从清晨的云里，能看出明黄色的碗;从正午的云里，能看出雪青色的瓷瓶;而从傍晚的云里，能看到嫣红色的盘子。天推出的藏品一天一个样，就说碗吧，昨天是气派的高足碗，今天可能是朴拙的笠式碗;瓷瓶呢，昨天是长颈细口的，今天则是圆腹葫芦颈的;盘子就更不用说了，昨天是深口的菱口盘，今天可能就是浅口的菊瓣盘。”(《鬼魅丹青》)

　　迟子建这段关于天际的描写，仿佛就是立在我们面前的一幅栩栩如生的画。从清晨的云是“碗”，到正午的云是“瓷瓶”，再到傍晚的云是“盘子”，我们仿佛跟随作者一起领略了天际变幻。而不同的时间，云彩颜色也是迥异的。作品使用了“明黄”、“雪青”和“嫣红”这些反差性强又柔和的颜色词，使画面色彩艳丽而又不失宁静，映衬出整个天际的空明澄澈，形成了东方素朴古典的美学基调，烘托了优美的意境。

　　迟子建从独特的美感体验出发，运用多种感知手法，细腻地描绘自然，赋予笔下的月光、夕阳、晚霞、江水、云彩以鲜活的生命和形态，而这些有灵性的自然景物在迟子建的笔下温婉恬淡，精巧朴素，多具有东方恬淡阴柔之美，与中国传统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一脉相承。

　　审美情感：乡愁与温情的交融

　　把自然景物引入文学作品中，始于魏晋时代。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曾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3]从魏晋时代开始，人们把带着情感的眼光投射到外在的景物上，于是，自然景物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同时无疑也寄托了人们的主观精神，成为人们思想的物化。此后，自然景物和文学艺术就处在审美的互动关系中。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观照时，小说中的自然景物叙写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元素，而小说的自然景物，也借作者审美情感的渗入显得熠熠动人。探究迟子建小说中自然景物阴柔之美的成因，挖掘作家的主体因素，则会发现这源于她的乡愁与温情观。

　　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景物，出现最多的是东北的月亮、太阳、晚霞、江水等，意象的选取折射出作家的情感倾向。借对故乡景物的描绘，迟子建尽情抒发对故乡的深深依恋。迟子建曾说：“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4]丰厚的土地给予她创作的灵感，茫茫的雪原、浩荡的森林让她博大宽容，宁静悠远的民风使她至真至情。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时，发表的获奖感言仍然强调是那一片黑土地给她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可见，对东北自然之景不断地加以表现，既成为迟子建创作的底色，也标举了她与故乡的深层精神联系。迟子建在《原始风景》中有过这样动情的言语：“我曾经像一只鸟一样在其中为自然的灵光歌唱过，也曾经像一只苍蝇一样在某一个角落嘤嘤哭闹过，我朝拜那里的日光、雪光、天光，我不愿意我的笔在触动它的神经时弄痛了它，不愿意我的笔在描述它的时候背离了它的本色和初始的声音，我只企望我现在居身的地方能在暑热的逼视下化为一只透明的风筝，牵着我重回旧地，重温旧梦。”对故乡的热爱，使迟子建在描绘家乡景物时，尽可能还原和逼真。即使她走出故土，她还是一次次地精神返乡，深情追忆着那片土地上的日月江河、风霜雨雪。在迟子建的审美观照中，故乡并未因为时空距离而疏远，当她伸出寻求安慰的手臂，触摸故乡母亲那充满爱意的肌肤时，满眼必是温婉、诗意的自然之景。　　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景物叙写，很少是“无我”的纯自然景物，而多带着浓郁的抒情色彩，有灵性，具诗意，彰显出作家浓厚的人文关怀。这一方面是作家思乡、恋乡情结的流露，另一方面源于作家对文学功用的理解。现代社会的突进式发展造成的人类生存困境愈显严重，混乱无序的社会生活，穷困无助的底层民众，进入迟子建的文学视野，使其创作涌动着强烈的拯救意图。但与一般社会写实类的作家不同，迟子建在把这类内容纳入审美观照时，不是刻意渲染死亡和暴力，而是充满了悲悯情怀，做到苦难中有诗意。她说：“我很少把人逼到死角，我写这些人的恶肯定是生活当中存在的，可是连我都不知不觉，我到最后总要给他一点活路，让他内心还留一点泪水，留一些柔软的东西。”[5]有评论家曾认为，过于温情的表述，阻碍了迟子建对人性挖掘的深度，其实，对人类真善美的坚定信念，使作家试图以强化美和爱的方式拯救人类。迟子建说：“人在宇宙是个瞬间，而宇宙却是永恒的。所以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6]可见，对苦难人生的诗意描绘，是她的叙述策略，她对生活的不幸采取一种“抑”的手法，在不动声色中极有分寸地抒发感情。这样，迟子建对自然景物的书写就在浓郁的怀乡情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悲悯意识，尽管小说中的景物描写糅合了悲剧感怀和生存焦虑，但作者情感的流露是平缓的、节制的，小说显得矜持而深沉，阴柔之美也更加凸显。

　　在作家的审美世界中，审美表现是外在映现，审美情感是创作内驱力，作者把审美情感注入观察对象身上，因此，透过作家笔下的自然景物，可以窥见写作者的情感底蕴。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景物所向东北乡村，多呈现为温婉阴柔的风格，恐怕正是因为融入了作家内在的怀乡情结和温情感受。

　　审美心灵：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汇

　　一个作家的美学风格和审美情感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的，而这种美学风格和审美情感基于特定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和作家的价值取向，迟子建对自然景物诗情画意的描绘，对故乡依依不舍的深情，对人间的大爱之情，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都离不开作家的文化取向因素。深究这种诗化自然、脉脉情深的美学形态，则会看到作家在审美心灵上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精髓。

　　迟子建的故乡漠河，文化呈现出兼容性和开放性，儒家文化和民间文化同时共存，作为东北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迟子建在儒家文化的氛围中成长，从小就接受着正统文化的影响。父母的教诲，学校的教育，日常的生活，都保证了儒家文化的传递，也促使生活于其中的作家，对传统文化自觉吸纳与认同。这在价值观上表现为迟子建继承了儒家文化“孝悌忠信”和以“仁”为本的“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从而形成强烈的怀乡情结，忧国爱民的忧患意识和博施济众的仁爱之心，关注社会百态，悲悯民生疾苦。这种价值观使她成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至真至情的知识分子，同时，中国传统审美观是在儒释道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历来讲究温柔敦厚的美学传统。温柔敦厚源于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是将儒家思想影响人们行为准则，进而应用于文学审美领域的风格体现。它要求做到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在情感和理智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从迟子建的文学创作风貌来看，以温柔敦厚来概括其美学风格，是比较恰当的。迟子建小说中的自然景物叙写，受到其蕴藉含蓄的情感影响，体现出一种温婉优美、清丽恬淡的艺术特点，有东方传统的阴柔之美，即使是抒发大悲大恸之感，也表现得克制深沉，彰显着持久的精神魅力。

　　如果说，儒家文化渗入迟子建的骨子里，变成她的文化潜意识，那么民间文化则无孔不入地影响到她的日常生活。迟子建童年时代跟随外祖母住在漠河，漠河地理位置偏僻，位于中国版图的最北端，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县份。这里一年四季的自然风光反差鲜明，无限神奇，使她领略了四季的骤变，看惯了万物的兴衰。迟子建曾说：“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撼。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来的。比如我从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7]由于身处闭塞的边疆，这里更多地保留了淳朴的民风。“他们是那么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的脸上，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暖意。”[8]民间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潜流，宽厚平和，包容万象，气息已经内置于迟子建的体内，使迟子建学会了处变不惊和坚韧包容。这股平和气息，也注入《白雪乌鸦》的写作中，成为我们民族面对灾难时的底蕴和支撑。自然景物教会了她从容，民间道德使她宽容，民间文化的平和包容之气包裹着她，而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又内化为迟子建的气韵，这些共同参与对她的心理建构，使其苦难描写中有诗意，正视困厄时显温情，彰显了一个作家宽厚仁爱的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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