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闲适情怀

时间：2022-09-14 12:35:29 白居易我要投稿

白居易的闲适情怀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高峰，名家名作不胜枚举。说起唐代的伟大诗人，除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恐怕唯有“诗魔”白居易能与之媲美了。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白居易的闲适情怀，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白居易的闲适情怀

　　白居易的诗歌平易浅切，明畅通俗，据北宋初惠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老妪能读懂，就连孩童都会背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由此见得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较于李白、杜甫毫不逊色。

　　白居易认为文学是能够反映自己人生哲学的工具。而依自己的现况，又可分为“兼济”、与“独善”两类。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而他本人特别重视两类诗文：其一是作为“兼济”工具的讽谕诗，其一是则是反映自己“独善”心志的闲适诗。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基本上是在他的晚年时期，那是白居易的仕途遇到不顺，所出的作品甚少涉及到政治生活，更多的提到他的个人生活。有不少人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具有“消极避世”的态度，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对于白居易的“闲适”之作持有赞赏的态度。诗中所呈现出的淡泊知足之情和对清爽自然之景的描述细细品读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同样是诗人爱写的秋雨，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由秋雨飘零中的茅屋，想到了山河破败的国家不由得悲从中来，如此博大的胸怀与理想着实令人敬仰，但白乐天的《秋雨夜眠》则是这样写的：“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将一个在秋雨之夜难以入睡的老翁闲散，漫不经心的闲适心境写得生动逼真，亲切感人，富有生活气息。他的闲适气息是在雪夜与朋友喝上一杯美酒的逍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闲适的生活与诗酒人生在这首短诗中一览无余。

　　白居易的闲时情怀在他的晚年时期体现的尤为突出。他的一首《钱塘湖春行》写的清新自然，生动流畅。其实曰：“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乐天出任杭州刺史时，已是五十几岁的的老人。“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历史变迁、人世沧桑的悲凉，令他怅然动怀。然而面对西湖早春旖旎的风光，心下又再无惆怅之情。关于西湖，从古到今都是文人墨客竞相画大笔墨描绘的地方，“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边苏小小和那多情的公子阮郁，白娘子与那许仙的的过往又是如何如。“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一从、那一的鲜花目不暇接，小草才刚刚长出，浅浅低低，闲适的情怀融入了景中。白居易是个仕途坎坷之人。身处朋党之争，他不但不能有所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恐再遭权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这首《钱塘湖春行》，正是作于杭州刺史任，那时：“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白居易任职杭州。在这和煦春风中，忘掉了朋党之争与污浊。这种超然天地之外的洒脱与淡然，又有几人能悟的明白?

　　白居易晚年时期形成的对万事淡然闲适的情怀其实与少年战乱时在江南避难的经历有不少关联。从白居易大部分闲适诗中看得出来白居易对于江南也是有着极深的眷恋的。在江南避难的时期一方面受到江南优美山水及浓郁人文氛围的字样熏陶，为后期适宜人生态度的形成打下基础;另一方面韦应物，顾况等著名诗人的行为与创作又给其直接的启示，也对他日后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成年后白居易人生思想中适宜达观的态度，流连诗酒亦官亦隐的放达生活，寻根朔源应始于这个时期。

　　在杭州时期，白居易自称“诗酒主”：“杭州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在苏州则自称“诗太岁”：“何似姑苏诗太岁，吟诗相继有三人”;“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高声咏诗什，大笑飞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用兹送日月，君以为如何?。我们因此看到，与远近师友赠答酬唱，举办诗文酒会，欣赏吴越歌舞，携妓览名胜访佛寺等等，成为他此时公务之外的重要生活内容。在杭州、苏州三年多的时间里，白居易显示，杂律诗数量大增，诗歌创作继任职翰林之后又进入一个丰收时期。

　　白居易有首世是这样写的：“昔为凤阁郎，今为二千石。自觉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今虽在疏远，竟岁无牵役。长歌醉通夕……”一般人都想把升官晋职当做最得意的事，而白居易此诗说，原来他是“风阁郎”(中书侍郎，正三品)，现在是“二千石”(刺史，五品)，大家都说他混得不好了，官职降了。而他自己却觉得现在降了官远离了朝中倒是好事。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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