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楼》白居易唐诗赏析

时间:2024-07-03 01:50:45 白居易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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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楼》白居易唐诗赏析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接触过古诗吧,狭义的古诗,是指产生于唐代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歌体裁。究竟什么样的古诗才是好的古诗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燕子楼》白居易唐诗赏析,欢迎阅读与收藏。

《燕子楼》白居易唐诗赏析

  原文

  满床明月满帘霜,

  被冷灯残拂卧床。

  燕子楼中霜月夜,

  秋来只为一人长。

  —— 白居易

  白居易诗鉴赏

  《燕子楼》是张仲素和白居易相互唱和的两组诗,各三首。燕子楼的故事及两人作诗的缘起,见于白居易诗的小序:“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余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余,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余因赠诗云:

  ‘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绘之访余,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绘之从事武宁军(唐代地方军区之一,治徐州。)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即徐州)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余爱绘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张尚书名愔,是名臣张建封之子。

  张仲素这第一首诗写盼盼在十多年中度过的无数不眠之夜中的一夜。起句中“残灯”、“晓霜”,是描绘天亮时燕子楼内外的景色。以一个“伴”字,将楼外之寒冷与楼内之孤寂联系起来,是为人物的出场作安排。次句正面写盼盼。诗人既没有写其盼盼因为思念和悲伤而痛哭长叹,也没有写其辗转反侧,起而复卧,这些都可能发生,但诗人未落此窠臼,而是从写盼盼起床落笔。用起床的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心情,如元稹在《会真记》中写的“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就写得很动人。但张仲素在这里并不多写她本人的动作,而以人和床作极其强烈的对比,深刻地展现了她的内心世界。合欢是古代一种象征爱情的花纹图案,也可用来指含有此类意义的器物,如合欢襦、合欢被等。一面是残灯、晓霜相伴的不眠人,一面是令人深情回忆的合欢床。在寒冷孤寂之中,这位不眠人煎熬了一整夜之后,最终还是得从这张合欢床上起来,其情已不言自见。

  后两句是补笔,写盼盼的彻夜失眠,也就是《诗经》第一篇《关雎》所说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地角天涯”,道路可算得长了,然而哪能比得上自己的相思之情?一夜之情的长度,已非天涯地角的距离所能比拟,何况是如此过了十多年而且还要这么地过下去呢?

  先写早起,再写失眠;不写梦中会见情人,而写相思之极,根本无法入梦,都将这位“念旧爱”的女子的精神活动描绘得更为细致突出,用笔深曲,跳脱俗笔。

  白居易和诗第一首的前两句也是写盼盼晨起情景。

  天冷了,要放下帘子御寒,霜花结在帘上,满帘皆霜,可见寒气之重。帘虽可防霜,却不能遮月,月光依旧透过帘隙洒满了这张合欢床。天寒则“被冷”,夜久则“灯残”。被冷灯残,愁人无奈,于是只得起来收拾卧床了。古代常以“拂枕席”或“侍枕席”这类用语代指侍妾。这里写盼盼“拂卧床”,既暗示了她的身分,也表明了她生活上的变化,因为过去她是为张愔拂床,如今只能是为自己了。原唱将楼内残灯与楼外晓霜合写,独眠人与合欢床对照。和诗则以满床月与满帘霜合写,被冷与灯残相映,又增添了她拂床的动作,这就与原唱既相衔接又避免雷同。

  后两句也是写盼盼的失眠,将这位独眠人与住在“张氏旧第”中的其他人对比。在寒冷的有月有霜的秋夜里,别人都早早入睡了,沉沉地睡了一夜,醒来之后,谁会觉得夜长呢?只有因愁苦相思而不能成眠的人,才会觉得冬夜是多么难以消磨。燕子楼中虽然还有其他人住着,但感到霜月之夜如此之漫长的,只是盼盼一人。原唱作为盼盼的自由,感叹天涯地角都不及自己此情之长。和诗则是感叹这凄凉秋夜竟似为她一人而显得格外绵长缓慢,这就是同中见异。

  北邙松柏锁愁烟,

  燕子楼中思悄然。

  自埋剑履歌尘散,

  红袖香销已十年。

  —— 张仲素

  钿晕罗衫色似烟,

  几回欲著即潸然。

  自从不舞《霓裳曲》,

  叠在空箱十一年。

  —— 白居易

  张仲素,原唱第二首,写盼盼抚今追昔,思念张愔,哀怜自己。起句是描绘张愔墓前景色。北邙山是汉、唐时代洛阳著名的坟场,张愔“归葬东洛”,墓地就在那里。北邙松柏,为惨雾愁烟重重封锁,是盼盼想象中的景象。因此次句接写盼盼在燕子楼中沉沉地思念的情形。“思悄然”,也就是她心里的“锁愁烟”。情绪不好,无往而非凄凉黯淡。因此出现在她幻想之中的墓地,也就不可能是为丽日和风所煦拂,而只能是被惨雾愁烟所笼罩了。

  古时皇帝对大臣表示宠信,特许剑履上殿,因此剑履为大臣的代词。后二句是写:自从张愔死后,她再也没有心绪歌舞,歌声飘散,舞袖香销,已经转眼十年了。白居易说她“善歌舞,雅多风态”,比之为“风袅牡丹花”,可见盼盼曾引起很多雅士贵人倾慕,完全可以在张愔逝后另附高枝,但她却没有这样,而是始终忠于自己的爱情,无怪当时的张仲素、白居易乃至后代的苏轼等都对她很同情并写诗加以颂扬了。

  (《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是苏词中名篇之一。)

  白居易的第二首和诗便从盼盼不愿再出现在舞榭歌台这一点生发,着重写她怎样对待歌舞时穿著的首饰衣裳。

  年轻貌美的女子哪个不爱打扮呢?然而盼盼几次想妆扮自己,却又作罢:打扮了给谁看呢?想到这里,就只有流泪的份儿了。于是,尽管金花徒然地褪去了光彩,罗衫改变了颜色,也只有随它们去吧。

  “自从不舞《霓裳曲》”,谁还管得了这些。《霓裳羽衣》是唐玄宗时代著名的舞曲,这里特别点出,也是暗示她的舞技高妙。空箱的“空”字,形容精神上的空虚,如妇女独居的房称空房、空闺,独睡的床称空床、空帷。说“已十年”,张愔死于元和元年(806),据此推算,其诗当作于元和十年。元和十年秋季以前,两位诗人同在长安,诗当作于此时。年秋,白居易就被贬出京,十一年,他在江州,无缘与张仲素唱和了。

  在这首诗里,没有涉及张愔。但他始终存在于盼盼的形象中。诗人展现的盼盼的精神活动,就是以张愔在她心里所占据的巨大位置为基础的。

  适看鸿雁洛阳回,

  又睹玄禽逼社来。

  瑶瑟玉箫无意绪,

  任从蛛网任从灰。

  —— 张仲素

  今春有客洛阳回,

  曾到尚书墓上来。

  见说白杨堪作柱,

  争教红粉不成灰?

  —— 白居易

  原唱第三首,写盼盼感节候之变迁,叹青春之消逝。第一首在秋之夜,这一首则为春之日。

  起句是去年的事。鸿雁每年秋天自北南飞。徐州在洛阳之东,经过徐州的南飞鸿雁,不可能来自洛阳。但因张愔墓在洛阳,而盼盼则住在徐州,所以诗人缘情构想,写在盼盼的心目中,这些相传能够为人传书的候鸟,一定是从洛阳来的,然而人已长眠,不能传书,也就更加感物思人了。

  次句是当前的事。玄禽即燕子。社日是春分前后的戊日,古代祭祀土神、祈祷丰收的日子,燕子每年春天,由南而北。临近社日,它们就来了。燕子雌雄成对地生活,双宿双飞,诗人们惯以用来比喻恩爱夫妻。盼盼现在是合欢床上的独眠人,看到双宿双飞的燕子,岂能不发出人不如鸟的感叹呢?

  人在感情的折磨中过日子,往往觉得时间过得很慢,而有时又变得麻木,觉得时间流逝很快,所以本诗说:“适看鸿雁洛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这两句只作客观描写,但却从另外两个角度再次展现了盼盼的深情。

  后两句从无心玩弄乐器见意,写盼盼哀叹自己青春随爱情生活的消逝而虚度。周邦彦《解连环》云:

  “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即从这两句化出,又可以反过来解释这两句。瑟以瑶饰,箫以玉制,可见贵重,而让它们蒙上蛛网灰尘,这不正因为忆鸿雁之无法传书,看燕子之双飞双宿而使自己发生“绮罗弦管,从此永休”(蒋防《霍小玉传》)之叹吗?前两句绘景,后两句写情,似断实连,章法极妙。

  和诗的最后一首,着重在“感彭城旧游”,但又不直接表现对旧游之回忆,而是通过张仲素告诉他的情况,以抒所感。

  当年春天,张仲素从洛阳回来与白居易相见,提起他曾到张愔墓上去过。使白居易感到惊心动魄的,乃是坟边种的白杨树都已经长得又粗又高,可以作柱子了,那么,又如何能使得盼盼的花容月貌最后不会变成灰土呢?彭城旧游,岂能再得?虽只是感今,而怀旧之意自在其中。

  这两组诗,遵循了十分严格的唱和方式。诗的题材主题相同,诗体相同,和诗用韵与唱诗又为同一韵部,连押韵各字的先后次序也相同,既是和韵又是次韵。唱和之作,最主要的是在内容上要彼此相应。张仲素的原唱,是通过写盼盼生活代盼盼抒发她“念旧爱而不嫁”感情的,白居易的继和则抒发了他对于盼盼这种生活和感情的同情以及对于时光易老,今昔盛衰的感叹。一唱一和,处理得非常恰当。总的说来,这两组诗如两军对垒,工力悉敌,表现了两位诗人精湛的艺术技巧,是唱和诗中的佳作。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封冯翊县侯。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人物生平

  白居易画像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主要成就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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