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戏曲》
原始歌舞：
许多古文物和古文献的记载都这样地告诉我们：原始歌舞是先民节日庆典中的内容，它再现氏族采集、渔猎、驯养农耕、战争生活和男女爱悦，并表达出对天地、神灵、图腾的敬畏，以及对生殖的崇拜。歌舞产生之始，就与先民宣泄情绪的心理和寄托祝愿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具有氏族群体祀神娱神的性质。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去看，先民们创造的这种渲泄情绪、寄托祝愿的歌舞，显示出这么几个特点：⑴对生活的再现。对表现对象的模拟，已是在表演了，属于原始的表演艺术。⑵它把歌唱、舞蹈（动作）和器乐（如石器）结合到一起。⑶祭祀娱神的仪式性和审美娱人的观赏性兼而有之。于是，我们就有理由这样认为，在那些如醉似狂的状态中，在那些象征性、拟态性的动作中，就含有戏剧的因子，它们是原始的表演艺术。
装神弄鬼--巫傩
最初的歌舞，无不是全民性的歌舞，后来分化出擅歌擅舞的专门人才。在歌舞中分化出这种特别善歌舞的能人，女性称为巫，男性称觋。殷商占卜卜辞中的“巫”是象形文字，即一人双手执牛尾的象形，这说明“巫”是从舞者中分化出来的。巫觋主祭司舞，装神弄鬼。先民相信他们可以上达人的祈愿，下传神之旨意。在氏族部落和奴隶社会的神权、族权统治下，巫觋享有特殊地位，他们又是人类中最早的歌舞艺术家和教师。
别小看这些手舞足蹈的装神弄鬼之徒。他们是专职的装扮者，即从衣着、动作、形貌上来摹拟、装扮成神和鬼。这种装扮就存在着戏剧的萌芽。因为戏剧是以化身表演为根基的。从最终的意义上说，戏剧可以无歌、可以无舞，却绝不可没有装扮。都说中国戏曲是“载歌载舞”，那么歌舞的载体又是什么呢？是装扮，是化身表演。久远的年代，使巫觋活动掩埋于尘埃。所幸的是，我们还可以从诗人屈原创作的《九歌》里，领悟到他描画的祭神礼仪载歌载舞的盛况。其中有的段落是以各种神的口气写的，在祭祀时需要由男巫或女巫分别扮演，以被扮演的某个神的身份唱出。巫觋的装扮伴随着炽烈的歌舞，且被别人认可并观赏着。这种歌舞不就向着戏剧走近了一步吗？
优孟衣冠
春秋（前722-前481），从古巫中又分化出“优”，优以歌舞、诙谐、作乐、耍杂技等，服侍于帝王左右，娱人而不娱神。优，统称乐人，他们能歌能舞，又能调笑滑稽。擅词令调笑的称俳优；善演奏器乐的称伶优。以服侍国君的特殊条件，优常能在调笑戏谑、隐寓的谈吐中发挥讽谏作用。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有名的“优孟衣冠”的故事：楚国宰相孙叔敖为楚国争夺霸权地位，立下过汗马功劳。不想死后家境萧条，儿子的生活都很困难。优孟便穿上孙叔敖的衣服，扮做他的模样去讽谏楚庄王。楚王听后很受感动，反省自己对故旧照顾不周的错误，马上改正，给孙叔敖的儿子封赠田地奴隶。优孟把一个已死的人扮演得维妙维肖，去打动劝说君王。他是在以演戏的方式从政。“优孟衣冠”后来成为演剧的代称。虽然它算不上是真正的戏剧，但完全是一段扮演人物，且有情节的表演。内中孕含着戏剧的因素，是极其明显的。其谐谑调笑的语言艺术，对后来的戏曲有着深远影响。
角抵之戏
汉代出现了“百戏”（又称散乐，与宫廷中的“雅乐”相对应），它实际上是汉代民间歌舞、杂技、武术、魔术的总称。汉武帝时，设置乐府，采集巷陌歌谣，推动乐舞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辟，又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和各民族的艺术汇合。于是，百戏演出盛况空前，连宫廷也开始主持大规模的百戏集演活动了。
在百戏集演之中，有一种运用技艺的戏剧化的表演，这就是角抵戏。角抵原是两个人角力以强弱定胜负的技艺表演，后世的相扑、摔跤即源于此。它有着很好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当时的艺人力图用角抵的技艺去表现生活故事。这样就促使角抵向戏剧的转化，成为角抵戏。
角抵戏《东海黄公》演的是秦朝（前221－前206）末年一个能施法 术的黄公到东海去降服白虎，可惜法术失灵，自己被虎打杀的故 事。表演中有人虎相斗、人被虎杀的固定情节。表演中的两个人，都有与扮演对象相适应的装扮：黄公头裹红绸、身佩赤金刀；白 虎是人装成的虎形。
《东海黄公》这个故事在表演中人物、情节、冲突、结局，都是排定了的，这显然已不属于两两相角、以力的强弱裁定胜负的角抵竞技，而是衍化为表演既定的故事内容的戏剧表演。难怪有戏剧史家把《东海黄公》视为中国戏曲的雏型，把百戏集演视为孕育中国戏曲的摇篮。
唐代歌舞戏
历史演进到隋（581--618）唐代，中华大地经历了许多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各民族之间强烈的政治冲突，却推进着彼此的文化融合。隋代出现了集中外乐舞的“九部乐”，唐代增为十部，足见歌舞之盛。在民间艺术的浸染下歌舞向戏剧又靠拢了一步。
这时有所谓大面，又称代面，即戴着面具演出的戏。著名 剧目是《兰陵王入阵曲》。据说，北齐（550--577 ）兰陵王高长恭勇冠三军，但容貌俊美。他觉得不足以威慑敌人，便戴 上木刻面具上阵。此戏曾传至日本。
《兰陵王》、《拨头》、《踏摇娘》这三个唐代有名的歌舞戏， 都各有简短却完整的故事，有人物，有冲突。情节的发展，走向规定的结局。
参军戏的催化
唐参军戏陶俑：
唐代除了歌舞戏的铺衍，还有参军戏的兴起，它是在俳优表演的优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参军戏名称来自一名犯官。因他原是个参军，故曰参军戏。在实际演出中，参军一词已失去了官职的含义，而衍化为脚色名称，并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式：两个演员相互问答，以滑稽讽刺为主，在科白、动作之外还加进了歌唱及管弦伴奏。其中一个叫参军，即那被讽刺的对象，比较愚笨迟钝；戏弄参军的叫苍鹘，比较伶俐机敏。参军、苍鹘都是扮演戏中人物的脚色名称，实际上已构成“行当”。中国戏曲有脚色行当之分，就是从参军戏开始的。不少戏剧史家不无根据地指出：“参军”这个脚色，就相当于后世戏曲中的净角、“苍鹘”的脚色，即相当于丑角。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骄儿》一诗中有“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之句，足见晚唐时期连做游戏的孩子也懂得如何按既定的行当，来摹仿参军戏了。
参军戏与歌舞戏的亲和关系，加速了二者间的渗透，为即将形成的中国戏曲预示了一种将歌舞、科白、表演融为一体的基本格局。
说唱艺术--为戏曲铺就的文学土壤
中国戏曲是融诗歌、表演、音乐、舞蹈、美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舞台艺术。这个综合形态不是拼凑杂陈，而是一个有序的组织。它是以叙事诗描写刻画人物形象，以演员装扮、表演人物形象的原则来进行结构的。其它艺术成分进入这个戏剧结构形态，必须承认、服从这个原则。如果说，民间歌舞为中国戏曲的形成做好了第一种准备的话，那么叙事诗就是第二种准备，即文学准备。
这种文学准备，是由说唱艺术提供的。因为说唱艺术一方面为之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有一定长度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有说有唱的艺术表达方式。
僧尼讲经也是娱乐
唐中期经过一场“安史之乱”的政治灾祸之后，中央政权削弱，社会生活动荡，民心不安。这时的统治者非常提倡宗教，寺庙活动频繁。它既是百姓祈福求佛的所在，又成为散乐在民间活动的中心。在庙台戏场演出的有歌舞、伎艺，也有僧尼讲经。这时的僧尼讲经也就成了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讲经有“讲经”与“俗讲”两种。讲经自是出家人的必修课，而后者则是僧尼专为世俗人做通俗化的讲经。为取悦施主，招徕听众，他们模仿佛经有散文、有偈颂（即和尚唱的词颂）的形式，采用散文与韵文结合的体裁，有说有唱地叙述佛教经义，而更多时候还是在叙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乃至当代人物。
因俗讲的发达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宗教或世俗题材的长篇“变文”，又因长篇“变文”的发达而提高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水平。在这种且说且唱的长篇叙事文学里，无论是故事情节的组织，还是人物形象的描绘，都获得了充分地施展。这样，它们为日后的戏曲在文学上如何结构故事，如何塑造人物创造了条件。
俗讲又是以歌唱、说白相间，反复说唱一则曲折故事的艺术形式。它唱白相间、韵散结合的表达方法，奠定了中国戏曲唱念并用，韵散结合的文学结构。这种艺术形式除了说唱者以第三人称身份叙事之外，还出现了说唱者模拟第一人称口吻叙事的情形。所谓第一人称，就是说唱者隐去自己的身份，去模拟故事中人物的语言、态度、声音和口气。于是，俗讲与变文就具有了表演人物的戏剧因素，在文学上开启了由说唱转化为戏剧的大门。
一个讲唱艺人的创造
顺应着长篇故事边说边唱的讲唱方式，一位生活在北宋（960-1127）中期的讲唱艺人孔三传（生卒年不详），首创了一种以唱为主的讲唱艺术，叫诸宫调。
诸宫调在演唱时，不再限于一支曲子，也不再限于一个宫调了。它是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来选择、连缀不同的宫调、曲子。宫调曲子的更替，依循着故事起伏的脉络，以故事为音乐的命脉，用音乐渲梁故事。这样，诸宫调就成为以故事为重心的文学--音乐组合体。可以说，这是讲唱艺术的高级形态，它把故事与音乐相结合的整体性带给了戏剧。最著名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根据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改编的。原作只有几千字，董解元却用14种宫调、1993套曲子来唱叙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它对后来王实甫的《西厢记》产生了直接影响。像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这样精彩的叙事文学，一旦与“可以扮演出来”的戏剧因素相结合，势必孕育出中国戏剧。因此，说它是在文学--音乐的组合上奠定了中国戏民的最初格局，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接近戏剧的宋金杂剧
宋代的都市生活开始活跃，唐代首都入夜实行宵禁，宋代京城却是通宵夜市，买卖不绝。如此繁华热闹，市民娱乐的夜生活也就必不可少了。大量聚集而居的城市平民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催发了固定演出场所的出现，叫做勾栏（或称瓦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游艺场。勾栏（瓦棚）的百戏杂陈，为戏剧的全面综合，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丰沛的艺术滋养。
宋代承继了古代的古优的传统精神和参军戏的表演成就，又吸纳了其它歌舞伎艺，形成了宋杂剧。从现存文献记载里，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宋杂剧的演出情况。戏一般是以一场三段或两段的方式进行。第一段叫艳段，表演寻常熟事；第二段称正杂剧，表演故事内容比较复杂一点的事；第三段是散段，专演引人发笑的趣事。宋杂剧已有四五个演员。其中“末泥”、“引戏”行当的任务，似乎主要还在于组织演出。来源于参军、苍鹘的行当，在这里叫副净、副末。扮演女脚的叫“装旦”，还有一个专门演官员的叫“孤”。宋金对峙以后，宋杂剧传入金朝统治的北方，称金院本或统称宋金杂剧。
南戏--戏剧之果
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中国戏剧之果成熟了；它成熟在地处东南的温州。南戏在温州一带静悄悄地成长，并比北方杂剧提前成熟，是客观原因的。
宋代的温州，是南方一个重要的商埠与口岸，市民阶层壮大，环境又宁静，文化也比较发达。和那些北方大都市相比，它虽没有与封建朝廷中枢系统相毗邻的敏感集中，热烈繁华，但也没有受到封建朝廷中枢系统那么多的牵制和制约。这座南方的商城，享有更多的散漫自由、放达流逸的社会气息，而这些犹如适宜果木成熟的温度和雨水，于是，南戏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在内部、外部条件都已具备的时候，它当然要成熟结果。
南戏又称戏文，因为形成地点在永嘉（温州），也被称作“永嘉杂剧”或“永嘉戏曲”。之所以称为南戏，是与北方的杂剧相对而言。最早的南戏有《赵贞女》和《王魁》两个剧目，可惜剧本已失传，只知道它们都是描写书生高中以后，结亲权贵，弃亲背妇的故事。由宋至元的二百年来,南戏的剧目肯定不少，可能因为是民间编演，所以都没有刊刻流传。我们所能获得的材料，只是一些残文佚曲。
古剧《张协状元》
1920年中国一位学者从伦敦古玩肆中发现并购回了一卷散失在外的《永乐大典》（第13991卷），上有三种戏文，《张协状元》即是其中之一。而它， 终于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南戏剧本。
作品是一部描写婚变的故事。书生张协进京赶考，路过五鸡山时，被强盗洗劫。多亏住在山神庙的贫女精心救护，张协才得伤势痊愈。经邻居李大公夫妇撮合，两人结为夫妇。后张协要进京求取功名，贫女剪发卖发，为夫筹措盘资。张协中状元后，贫女又上京寻夫，不想被拒门外。在无奈和绝望中，贫女只得乞讨回家。封官后的张协离京赴任，路过五鸡山，为了杀人灭口，竟剑劈贫女，幸未致死。正巧另一个官员也去张协任职的地方为官，途中认贫女为义女。后经同僚斡旋，终将她许嫁张协，破镜重圆。
《张协状元》因更多地保留了南戏的本来面目，而备受学术界的青睐。戏的开端，是由一个演员以局外人身份进行讲述，说到男主人公遇到强盗时，才把讲唱变为戏文，进入由演员的扮演脚色的戏剧性演出。所以说，古剧《张协状元》残存着从说唱过渡的痕迹。而它的文化价值也正在这里。
戏曲艺术特征的确认
南戏在艺术上虽然还是比较粗糙，但它已奠定了中国戏曲的基本特点。首先综合歌唱、念白和动作等表现手段，去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叙说在剧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且总要有头有尾，因果分明。根据内容的需要，结构是弹性的，可以自由伸缩，长的可达五六十出，短的只有二三十出，这为戏剧反映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方便。
戏曲的曲调，主要取材于民间音乐，像民歌、词曲歌体、诸宫调等音乐成分，均被广泛吸收。宫调音律不拘一格，民间词曲、新兴的村坊小调，只要相互协调，便可联缀起来。演出时，各行角色都可以唱，其演唱形式亦丰富多样，有独唱、对唱、齐唱等。念白既有韵文式的朗诵，也有口语化的散白，它与歌唱相互搭配，彼此穿插，形成唱念结合的音乐架构。
演员的形体动作，被称为“科”、“介”。科介，即为模拟
生活的虚拟表演。比如南戏《琵琶记》中，赵五娘去义仓请粮，久久未归。蔡公在家凝望，与她见面时，“外跌介。旦扶。外虚打旦介”。这段舞台表演提示就是说，蔡公因年迈不慎跌倒，赵五娘连忙搀扶，却遭公公责打。这其中的“虚”字，即指动作的虚拟。南戏的科介，还吸取了民间舞蹈动作，使戏剧性的舞台动作舞蹈化了。
在南戏的舞台上，是以７个角色来分别饰演剧中的所有人物，其中扮演男、女主人公的，称为生、旦，还有源于“参军”、“苍鹘”的净、末（亦即副净、副末），他们与民间歌舞戏中的丑一起，合成一组滑稽角色，这就是南戏的５个主要角色。它们奠定了中国戏曲艺术以生、旦、净、末、丑组成的角色阵容与行当格局。“外”是牛角之外又一生角，“贴”是旦角之外再贴一旦角。全剧围绕生、旦展开故事，以此构成情节的主干，内容往往比较严肃，他们的表演也相应地具有正剧的色彩。这与“务在滑稽调笑”的前代演出相比，艺术上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净、末、丑的插科打诨，对愉悦观众、调节气氛也是相当重要的。
南戏对戏剧演出的假定性原则不但做了肯定，而已进行了运用。一部大型戏剧，常常需要表现许多不同的地点和较长的时间，这个需要自然与简陋的舞台条件发生矛盾，也与舞台自身的表现能力发生矛盾。南戏的艺人便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通过自己的表演，来表现灵活流动的舞台时间和空间。比如《张协状元》中，张协一行离京赴任，跋山涉水，这时，演员只是轮唱四支曲子，“不觉过了一里又一里”，便从京城到了五鸡山。总之，自从戏曲成熟之始，无论演员还是观众，就不求逼真地模仿生活，他们相信：戏就是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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