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实验中学语文组 安杨华
(本文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2011年第11期)
日前拜读了《中学语文教学》2011年第6期发表的《有效设问：文本研习课突破的节点》一文，就《鸿门宴》课堂实录部分及对话部分，笔者认为还有值得与谭梦诗老师商榷的地方。
谭老师把这节课的教学目标定位为“品味语言，体会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语言运用之妙。”（暂且不说这个句子是典型的病句，因为这不是本文评论的重点）于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很快透过“语言”“体会”出项羽的性格特征：“狂妄自大”“不善用人”“自负、狂妄、轻敌、直率”“目光短浅、寡谋轻信”。而这种解读与教参关于项羽“自高自大”“自矜功伐而又‘为人不忍’”“简单暴躁而又刚愎自用”“骄横气盛”①的评价相比，并没有任何“突破”，同样是说明项羽性格上的诸多缺陷，同样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为什么会这样呢？
设问的理据是错误的
谭老师对《鸿门宴》的教学的陋点在于教师站在已知的项羽“乌江自刎”的失败结局的角度上，引导学生在文本中找出他最终失败的原因。于是学生便会不约而同地发现，项羽放走了不该放走的刘邦，最终败在刘邦手下，是缺陷的性格导致了悲剧的人生。对于学生关于项羽的评价，谭老师要么默认，要么予以肯定，于是师生在“轻松”流畅的流程中共同得到一个错误的认识。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说：“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看来这样成王败寇的历史论，也沟通了中学的阅读教学。假如最终失败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对同一篇《鸿门宴》人们恐怕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吧。看来这种解读，在意的不是文本表现了什么而是文本应该表现什么，这种先入为主的、贴标签式的解读思维是错误的。对于《鸿门宴》，我们应该立足于文本本身，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大背景下，来判断刘邦到底该不该杀，从而来还原文本中的项羽形象。
设问的逻辑是断裂的
谭老师选取“宴会前”“宴会中”“宴会后”三个环节加以设问，“力图以‘问题链’的方法来实现教学构想”，但谭老师自己也觉得“一个段落结束后，还是有点‘另起一笔’的感觉”。同样，观察者纪勇老师也觉得“有点‘掉链子’” “前后照应性略有欠缺，整体性还不是十分完美。”二位老师的感觉是正确的，只是还有些模糊，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谭老师选取三个环节之间除了有时间上先后的关系外，没有其他逻辑联系，问题之间缺乏相关性和渐进性，彼此是孤立的个体而非有机整体，当然会“有点‘掉链子’”。这种逻辑上不连贯的、零散的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问题，它反映的是教师肤浅、散乱的解读思维，而这样的解读思维不会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处，是无法将阅读进行到底的。要准确深入地解读文本，必须“提出有连贯性的问题，得出有序的论断。” ②
无效设问的危害
这种理据错误、逻辑断裂的设问，自然是无效的、荒唐的设问，而这种设问只能引导人回答出错误的答案。康德曾说：“如果问题自身是荒唐的，并且要求作出不必要的回答，那么，除了使提出问题的人感到羞愧之外，它有时还有这样的害处 ，即诱使它的不谨慎的听众作出荒唐的回答，并造成可笑的景象，即一个人挤公羊的奶，另一个人把筛子放在下面去接。” ③谭老师的无效设问诱使学生作出错误的回答，从素质教育角度讲，这种教学行为是“挤公羊的奶”，让学生“拿筛子接”。
尼采在《我为什么这样聪明》一文中这样说过：“为什么我知道的比他人多，我究竟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我从未浪费过我的精力。”谭老师的教学无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良好的思维品质，因为，这种教学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教师对作者、专家、教参等的迷信，教师不能与文本进行有创意的解读，只是一位跪着的读者或者人云亦云的听众而已。要知道跪着教书的老师，是无法培养出站着读书的学生的。当然这种阅读教学，也不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学生不过就是知道教参讲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只是一群“两脚书橱”而已。要知道阅读毕竟不同于作者的精神创造，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所有的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和解释。”④
如果是我教授这一课，我会把这些对项羽的评价如实呈现给学生，并以此为切入点，引导学生细读文本，以“项羽到底该不该放掉刘邦”为核心问题，在连续的追问中探究文本中刻画出的项羽是什么样的人。
“简单暴躁而又刚愎自用”？
首先，在得知刘邦的“欲王关中”后，项羽是否应该做出“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的决策？刘邦取得了关中之地而“欲王”之，而且客观上也“遣将守关”“毋内诸侯”为“王关中”做好了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项羽是应该做出“击破沛公军”准备的。因为中国有句老话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更何况，“入关者虽沛公，灭秦者项王也。”⑤项羽巨鹿一战“一举消灭秦镇压农民起义的全部主力，取得了反秦斗争决定性的胜利，为刘邦入关，推翻秦王朝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⑥所以，刘邦“王关中”虽然符合“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的怀王之约，但这种利益分配却是不公平、不合情理的，自然也激起包括项羽在内的各诸侯的愤怒。在主观上项羽是有理由“击破沛公军”的，是出师有名的。况且，“项羽兵四十万”“沛公兵十万”，两军“相去四十里”，在客观上项羽有能力“击破沛公军”的。做出这样的决策，是有理且有利的，体现出了项羽的能够审时度势，自信和果断。而并非谭老师概括的项羽“狂妄自大”“自负、狂妄、轻敌” ，当然也绝非教参所言“简单暴躁而又刚愎自用”。
“目光短浅、寡谋轻信”？
可是，项羽为何朝令夕改而“许诺”“因善遇之”呢？难道真的信服项伯的“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的空洞道理？难道相信了沛公的“臣之不敢倍德也。”的空头许诺？都不是。项羽真正看重的是沛公所言“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这其实是刘邦承诺主动放弃王关中的权利，而这也是项羽最想得到的东西。项羽兵不血刃却如愿以偿，不费吹灰之力夺得关中，既降服刘邦，又维护了自己反秦盟主的地位，这是最好的结果了，还有什么必要“击破沛公军”呢？继续大动干戈，则出师无名，“项羽对刘邦开战，则很可能把自己孤立起来” ⑦且亡秦大业初定，局势发展还具有不明朗性和不可预期性，刘项矛盾还尚未凸显，百姓渴望稳定而非战乱。此时选择战争主观上无理且客观上不利，因此项羽选择“因善遇之”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形式转变下合理的战略调整，是正确的。由此可见项羽不仅目光长远、深谋远虑，而且善于因势利导，三国时的刘邵在《鉴人智源》提到“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项羽这种可为将相的英雄，哪里会是“目光短浅、寡谋轻信”。
“为人不忍”？
但仍然有人认为，即使不大动干戈去“击破沛公军”，也应该在宴会上击杀刘邦，以绝后患。苏轼在《留侯论》中就说，“増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 但如果“劳苦而功高” 并放弃“王关中”的权力的刘邦在宴会上被击杀，这是有违仁义信的道德标准的，光明磊落的项羽是不屑于玩这种把戏的，况且刘邦的被杀会使其他义军将领人人自危，联手对抗，天下将重新陷入混乱，百姓将再次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的确实是“亡秦之续耳”，这种风险，项羽是不愿尝试的。因此，此时不杀刘邦在策略上是完全正确的。明白了这一点，鸿门宴上项羽的一切表现就不难理解了。对“数目项王”的范增“默然不应”，对“以身翼蔽沛公”的项伯听之任之，是因为他不愿横生枝节。对“拥盾入军门”打破尴尬局面的樊哙赞赏有加，对不辞而别的沛公也不予追究，是因为他也希望刘邦安全返回，刘邦的离开让项羽着实松了一口气。可见，项羽是从大局考虑问题，并非“为人不忍” 。
“不善用人”？
那么，项羽“善遇”沛公，为什么要牺牲曹无伤？原因有二：一是前文所讲的项羽认为现在不是和刘邦翻脸的时候，那么此前“为击破沛公军” 的准备就显得太绝情了，此时将曹无伤抛出来，正好可以减轻自己道义上的压力，为自己开脱，让自己下得台阶来，也是维系两军关系、稳定大局的需要。二是《高祖本纪》记载项羽“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击破函谷关，……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于项王曰……”可见曹无伤并非项羽内线，他的告密是一种邀宠，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卑劣行径，以项羽磊落性格在内心深处对曹无伤的卖主求荣的丑恶行径是排斥的、不以为然的，这种不忠不义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没有保护的必要的。所以牺牲曹无伤从主客观上都是自然的、必要的。
那么，项羽对“已背叛自己的项伯”为什么反而听之信之呢？原因也有二：一是在主观上，项伯“私见张良”是为了报恩而非牟利，这在重感情的项羽看来虽有不妥但情有可原。项伯答应做刘邦的使者来说服项羽，绝非是相信了刘邦“约为婚姻”的空头许诺，而是认为刘邦开出的条件是有利于项羽的。二是在客观上，项伯带来了刘邦放弃“王关中”的承诺，让项羽可以兵不血刃而化解一场军事危机。在鸿门宴上，项伯“以身翼蔽沛公”，则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没有对项羽的忠诚，没有勇敢和智慧，项伯即使再愚蠢也不会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而做刘邦的使者，更不会在宴会上当着项羽的面“以身翼蔽沛公”，项伯没有背叛，这一点，项羽是没有看错的。所以，从文本中我们得不出项羽“不善用人”的结论 。
可见，《鸿门宴》中的项羽并非教参上所解读的那样无用，也非谭老师课堂上所解读的那样不堪。而宋代苏洵在《嘉祜集卷三权书下》中指出“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当然，项羽的最终失败一定有其个人原因，但至少他在鸿门宴上的表现，我们是可以给他打满分的。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立足文本，在连续的追问过程中认识文本的真实呈现，还原真实的“项羽”们。
①《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二册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149页
② 孙绍振《多元解读和一元层层深入》，《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8期
③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第87页
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⑤清王源《居业堂文集项羽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4页
⑥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70页
⑦张志坤《鸿门宴楚汉得失之我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3第6期
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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