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猖会》：五牲成神的潜行魔法
--名著导读《朝花夕拾五猖会》文学解读
“粤自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这是鲁迅先生在《五猖会》中描述“我”儿时亲历的一个场景。儿童背书，本是极平常的事。为什么事隔近四十年，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呢？或许，这正是解读这篇文章的关键所在。
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教材中的名家经典，本身有着深广的人文内涵。阅读《五猖会》，人们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文章回忆的是“儿时父子之间的一场微妙的冲突--‘我’对五猖会的热切盼望和父亲的阻难”，但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谈迎神赛会。难道仅仅是为了强化赛会对自己的诱惑，为冲突作铺垫吗？并不尽然，我以为。
五猖会，是以当地五猖庙而得名的。那么，这五猖究竟是哪路“神圣”呢？据专家介绍，关于五猖，史料中早有记载，且呈现出复杂的面貌，甚至具有相悖的属性。而鲁迅先生在文中，巧妙地化用了《聊斋志异》所记的故事，结合实景描写道：“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进而揭示了它们作为奸邪之神的本质--“殊与‘礼教’有妨”，并不无揶揄地说：“但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因此，在儿时的记忆中，这五猖庙是一座“特别的庙”，“名目就奇特”。很显然，即使是一个幼稚的儿童，这样的认识也很难与对五猖会“盼望”真正联系在一起；相反，其中的讽刺意味，读者不难体会，作者的憎恶之情也溢于言表。
王得后先生在导读正文最后这样写道：“《朝花夕拾》不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但写了许多关乎少年儿童的事，同学们尽可以随便翻翻。待他年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回忆所及，再来细读，我敢说，你一定会温故而知新，掩卷三思，唏嘘不已。”王先生说“不是为少年儿童写的”，就是明确告诉我们，鲁迅的作品含义深刻，有些内容，作为中学生还难以认识和理解。换句话说，《朝花夕拾》表面上看似在回忆儿时的小事、琐事，而实质上表现的却是大问题、大思想。
我们知道，《朝花夕拾》创作于1926年。就创作背景看，大而言之，正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城头变幻，政治黑暗，风雨飘摇；小而言之，在此前及创作过程中，鲁迅先生经历了“女师大事件”、“与现代评论派论战”、“三一八事件”、“赴厦大任教”等重大事件或变故。可以说，这些事件，在他的作品中或隐或现，都有所表现，《朝花夕拾》当然也不例外。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这是《朝花夕拾小引》中的话。其中提到的“中三篇”，包括《二十四孝图》、《五猖会》和《无常》。“三一八”事件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密令通缉鲁迅等文化教育界人士四十八人，自3月底至5月初，鲁迅先后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暂避。试想：一个身处流离之中，躲避魔爪之灾的作者，还能有闲情逸致，去叙写一些童年轶事吗？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同时写成的另一篇文章，就十分清楚了。在《二十四孝图》中，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愤，用了“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虚伪的礼教；同样，在《五猖会》中，我以为作者正是借五猖这个形象，向人们揭露了恶魔成神这样一个现象。所不同的，只是一篇直白，一篇含蓄一点而已。
时下，有一部风靡全球的作品--《暮光之城》。据称，自小说问世至今，全球销量已超过1亿册。斯蒂芬妮梅耶不但造就了一部作品和数十亿美元价值的传奇，而且让一个苍白、獠牙、暴戾的吸血鬼，从黑夜走到了前台，并一举嬗变为人们追捧、崇拜的偶像。的确，作品中主人公俊朗的外表、独具的魔力，令人欣羡；不老的生命、亦人亦鬼的异类生活，也让人着迷；当然，让吸血鬼拥有些许人类的良知，更容易引起人们情感上的认同；而人物形象本身对传统的颠覆，也迎合了当今人们追求异化美感的潮流，如此等等。总之，无论是作品所塑造的形象本身，还是受众的心理期待，都让这个恶魔变王子的故事，演绎得顺理成章。
其实，这种故事并非梅耶的专利。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不乏类似的“传奇”。我们的五猖，不就是一个例证吗？特别是当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时候，再来反观这类故事，就值得深思了。
就拿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政客们来说吧。这些军阀政客，一方面相互争权夺利，血腥残杀；另一方面，又口口声声高唱封建礼教，以正人君子的面目示人。一度盘踞在江浙等地的军阀孙传芳，曾下令禁止妇女穿旗袍，认为是伤风败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据说一生饱读圣贤之书，以儒将兵，自已也固守信念，被认为是“中国最强者”。而孙中山却给他“事事骗人”的评语，一语中的；段祺瑞，不但生活严谨，素有清誉，而且还戴着“三造共和”的光环，但“三一八惨案”却让他“一世清名，毁于一旦！”莫非也象梅姑，能守节成神，而一旦得道，就可“又作别论”了？有传言说，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自己引咎辞职，并且退居天津日本租界，自号“正道居士”，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倘若传言属实，这种做法，看上去不象在演戏，即使是演戏，也是相当感人的。似乎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态。但正如鲁迅所说：“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了血写的事实。”
在《五猖会》中，还有一段很显眼的引文，那就是开头引用《陶庵梦忆》中《及时雨》一节。其实，文中只引了前面一部分，看上去，只不过是说明古时赛会的“豪奢”，因而勾起“我”的兴致。这里，我们暂且不论作者专引张岱《陶庵梦忆》的用意（那也是值得探讨的），单看《及时雨》的后半部分：“五雪叔归自广陵，多购法锦宫缎，从以台阁者八：雷部六，大士一，龙宫一，华重美都，见者目夺气亦夺。盖自有台阁，有其华无其重，有其美无其都，有其华重美都，无其思致，无其文理。轻薄子有言：‘不替他谦了，也事事精办。’季祖南华老人喃喃怪问余曰：‘《水浒》与祷雨有何义味?近余山盗起，迎盗何为耶?’余俯首思之，果诞而无谓，徐应之曰：‘有之。天罡尽，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书奉旨招安者二，书风调雨顺者一，盗息民安者一，更大书及时雨者二，前导之。’观者欢喜赞叹，老人亦匿笑而去。”上段中，张岱借季祖南华老人的责问和自己“巧妙”的应答，揭示了当时山盗蜂起的社会现实，指出了扮《水浒》祷雨的荒诞，又暗讽了统治者的腐败。试想，一方面山盗蜂起，另一方面却大书“风调雨顺、盗息民安”，这种玩弄花样、粉饰太平的手段，不正是封建统治者愚弄人民的惯用伎俩吗？而可悲的是还有如自己一般的人，明知这种荒唐的举动“诞而无谓”，却还是费尽心机在为其谋划、辩解，或在旁边摇唇鼓舌。让人“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联系鲁迅当时所处的时代和经历的事件，现实的针对性不言而喻。因此，鲁迅在引文后说：这样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
在人们的信仰中，鬼神似乎向来是连在一起，怕鬼和敬神，没有严格的区别。日常，我们就有敬鬼神一说。而对于五猖神的敬仰，更有深厚的渊源。据专家介绍，对“五猖”的信仰起源于鄱阳湖流域，普及于徽州地区，尔后流传到江南各地。唐时已有香火，在宋代获得皇家封号，于明初成为可享国家血食的正神。至清初，因为于礼教不合，才予以禁止。但在民间，却依然大行其道。究其原因，一是出于对五猖的敬畏。传说五猖由五种动物之精化身成形，俗称“五牲”，尊为“五圣”。它们奸邪凶恶，但善于蛊惑人心，所以虽然横行作祟，民众还是无法抗拒，迷信不疑，因袭旧俗，家家私祭，以消灾祈福；二是出于对善行的期盼。鲁迅所提到的五猖庙，在绍兴城东六十里外的东关，现属上虞。东关五猖庙，是同类庙宇中较大的一座，香火也最为旺盛。据当地人介绍，那里的五猖庙原本也很小，后因五猖显圣护塘，保守了一方平安，出于对善行的感念，所以才加以扩建，并成立“五猖会”，会首由当地名绅轮流做庄，定期办会，四乡八村都十分踊跃。难怪鲁迅先生把看东关五猖会，说成是“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此外，关于五猖，还有招财一说。可见，人们信仰五猖这类的凶神恶煞，主要还是强调它荫乡土、佑安康、广招财的“神通”。以致于对相应的所有迎神赛会，都觉得是“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然而，无论人们是敬，还是畏，或是有所乞求，都足以使这类恶魔平添几分神气。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鲁迅先生的这篇《五猖会》，决不在于拿些旧事，来抒写性灵。文章最后，作者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按要求背完《鉴略》，“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在鲁迅看来，“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所以，当我们透过五牲成神的特例，追本溯源，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后，你还能对五猖会日夜盼望吗？从这点上说，鲁迅的文章，实在耐人寻味。
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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