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分析论文
论文摘要：选取贵州贫困山区望谟县为调研对象，以05-07年的跟踪数据分析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显示其外出风险较高，对城市适应能力较差，但同时外出的结构在优化。通过分析，认为要合理有效转移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首先要各方营造一个低风险转移的环境，其次外出劳动者要有意识根据自身及所处区域特点调整个体行为。
论文关键词：劳动力转移,贫困山区,贵州
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市场表现。其积极意义已经不再仅仅是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促进信息、知识、技术、资金的城乡互动，提高农业劳动效率，改善农村人力资本的状况（张锦鹏，2009）。“走出去”这就对于欠发达山区、拥有72.3%的庞大农业人口的贵州来说意义显得尤其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贵州省望谟县农村住户的跟踪调查资料分析，来客观的认清贵州山区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特点，以期能为研究贵州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微薄的参考。
一．贵州省望谟县基本情况及调查数据说明
望谟县位于贵州省南部边缘，是典型的“贫困”“多民族”“山区”。望谟县直属贵州省31个贫困县之一，也是全国331个贫困县之一；全县土地3004平方公里，可经营面积为437.46万亩，是一个“九分半山半分田”的典型山区；县里聚居着布依、苗、回、壮、回、汉等15个民族，其中布依族占65%，苗族占12.5%，汉族占21.74%。望谟县是一个自然经济王国，农户的主要经济作物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产品，对气候、自然环境依附性较大。基于以上的区域特点，选择望谟作为贫困山区调查对象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社会经济调查总队，选取望谟县5个村50户进行2005——2007年的住户跟踪调查。
二．贵州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分析
贵州贫困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基本特征
将外出劳动力的个体做分析，能了解其构成、文化层次、规模等基本情况。数据结果显示基本特征是外出人员性别男性化、转移年轻化、家庭主劳动力转移化、文化程度较低化。
1.从外出的人员数来看，05年在50户的村户调查中有21个劳动力外出，06年为23人，07年为28人，增长了30%。在有限的调查户数里，两年增长了三分之一的外出人数，说明外出的人群在增加。
2.从性别构成来看，男劳动力人数在三年内分别是18、20、26人次，分别占总外出人员的85.6%、86.9%、92.8%。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外出劳动力中以男性为主，且男性外出人员的增长幅度大于总的外出人员增长数。
3.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的关系中，户主与子女两类是外出的主要类型，在05与06年外出的人员全部由这两类关系构成，07年新增加了兄弟姐妹关系占的比重仅为7.1%。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外出的基本是家庭里的主要劳动力。
4.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16岁到50岁都有外出的人员，三年平均外出人员的年纪结构比重分别是：16-20阶段占12.28%，21-25岁阶段占24.03%、26—30岁范围占18.50%、31-35岁比例为9.39%、36-40岁为20.34%、41-45岁为14.27%。但更多的集中在21-25与36-40岁两个阶段，这与外出劳动力与户主关系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80%以上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程度，而初中程度占52%，是外出人员的主要受教育水平。其次是高中水平（8.57%）不识字或很少（8.45%）以及中专（4.77%）。可以看出，贵州山区外出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很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也决定了外出人员就业的环境及收益水平。
（二）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
劳动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能揭示贵州劳动力外出的流向问题，也能从中看出外出劳动力的竞争力程度。数据分析显示如下的现状：
1.劳动力的外出方式中，三年内所有的转移劳动力全部靠亲戚朋友介绍外出。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贵州山区人际网络关系决定了村民外出就业的强度，一方面说明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村民对外界的信任度很低。
2.在外出地区及类型项目中，东部地区是转移的主要输入地05年占76.2%，06、07两年占100%；西部地区在05年占23.8%的比重，其他年份没有转移于此；至于中部及其他地区一直没有劳动力的流往。可以看出，贵州劳动力仍然聚集在发达地区，追逐最高的劳动力报酬。
在外出地区类型中，93.93%的劳动力外出到地区级城市，6.73%集中在县级市，4.76%流动在省会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在07年所有的劳动力都集中在了地区级城市，这说明农户的转移还是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只是选择略高出流出地一级的城市转移。
3.外出就业结构中，转移劳动力全部从事的是非农产业就业，其中又以第二产业为主要工作部门，二产业中制造业与建筑业是其从事的两个重点行业，三年来平均分别所占的比重为55.1%、43.3%。而第三产业中仅有4.76%的外出人员从事，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业。
4．从外出务工的时间来看，贵州劳动力在外从业滞留时间仍然较短。1-3个月的占21.59%、3-6个月的占52.87%、6个月以上的比例为25.55%。可以看到，贵州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仍然是候鸟式的，及平时在外务工，农忙时则回到农村。在以上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贵州山区贫困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高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风险高首先表现在外出方式自发、盲目、不均衡性，外出保障力度很低。从实现外出的方式来看，依靠个人社会资本自发实现的流动一直是主要的方式，而政府及中介结构发挥作用甚微。这种自发、盲目、不均衡的流动会带来许多的问题，同时自身的利益保障度也很低，一旦外出务工遇到欺诈等厂商恶意行为，不成体系的农民工不具有与厂商谈判的足够资本，其利益的受损在所难免。其次，外出人员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相对机会成本较高。大量主要劳动力外出，滞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多为年迈的老人、幼小的孩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年过80岁的老人仍然在土地上辛勤的为生存而耕种，对于贵州贫困山区来说“386199”问题就更加的凸出。最后贵州外出劳动力在外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重复工种，低附加值的从业导致劳动力的竞争力很差。一旦面临国内市场、国际经济环境变动时，外出劳动力就会立刻成为“失业”一族，此时在回到家乡土地上工作时已经变成了“不具有经验的非熟练”农民了。
（二）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对城市体系的适应能力较低但略有增强的趋势
贫困山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对陌生城市体系的适应是需要一段磨合过程的，由于特有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及长期固定的生活方式较其他的外出人员适应城市能力更弱。具体体现在外出务工的时间、地点以及人数上面。从外出务工的就业时间来看六个月以上的只占22.5%，说明劳动力的外出仅仅是一个短期行为，外出人员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长期工种或者不具较好的城市工作转化的能力。从就业的地点来看，一般外出就业地点离输出地越远对劳动力适应城市能力要求越高，而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山区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地方大多还是选择地区级城市，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选择还是有一些的保守。从外出人数上来看，三年内外出人数增加了30%，是一个比较可喜的数据，说明山区贫困农民已经开始逐步“走出去”且步伐加快，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走出去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三）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结构在优化
从外出的人员年龄结构来看已经呈现出多元化，所占的比重也逐渐呈现均衡化。年纪结构的优化对后期返乡创业、增加农户收入等农村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从外出文化程度上也能看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在整体农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外出人员主要集中在初中，且外出总体程度随时序的增加而提高，受教育结构的优化是外出务工人员竞争力加强的一个主要构成。从外出的就业行业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初外出务工基本都从事第二产业的低附加值行业，而现在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在增加，工种在多样化，这些都是外出人员择业的优化调整，是外出资源调整的一个可喜转变。
三．优化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几点启示
根据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及区域特点，结合国外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提出几点启示以供参考。
（一）营造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低风险转移的有利环境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由于地理、风俗习惯等因素对外界有较强的戒备性，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较弱，如何有效的转移劳动力同时又避免产生相应的“农村病”，多方营造一个信任度高的“低风险”转移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
1．国家营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制度环境
制度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国1846年的《贫民迁移法》颁布、二战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实施、印度政府的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政策都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我国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经历了国家“限制—有条件开放流通”到现在的国家有序引导的过程，但是专门成文的制度并没有，只是在“三农”政策中有所提及。国家制度的强制性能有效保障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能给外出劳动力强有力的指导，特别是对于贵州贫困山区的弱势劳动力，国家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的必要。因此，国家应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如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设立外出劳动力的维权制度等。
2．以市场为主导各级政府及其他机构创造完善的服务环境
资源的市场自由调配是获取最大效用的前提，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方向。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定位于完善劳动力转移市场服务，提供市场经济所需的必要保障。如政府对劳动力转移市场有效信息的筛选、提供与及时传递；为提高转移的有效性，政府所进行的必要技术培训与就业前景指导；政府有意识的引导“精英”劳动力的`外出和返乡创业行为，为后续劳动力的外出起示范作用，扩大其良性效用；政府根据主要输入地就业政策调整相应的输出地的劳动力政策，设立区域劳动力外出维权机构，保障区域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等。其他机构的服务体系主要为滞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提供便利的劳作环境，以解决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也能有效减少“农村病”的产生。如保险公司对农田灾害的承保；农协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统一透明购买、田间管理服务、农业技术指导、农机具的租用修理、农产品销售渠道的供给等。
（二）根据区域特点调整劳动力自身行为
农民在劳动力转移中是一个主体行为，因此加强自身的劳动竞争力是万事之本。加强自身竞争力，提高劳动力对城市适应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在政府的帮助下，多渠道获取外出的各种相关信息，选择与自身能力、专长相吻合的外出就业工种与外出地；知晓自己外出的合法权益范围，懂得用现有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外出劳动力。其次，加强外出劳动力自身与外界的沟通能力。多数学者将众多的社会弊端归结到劳动力的低素质上，实际农民缺乏的不是素质而是与外界有效沟通的能力。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李昌平，2009），但是因为他们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技巧，外出农民被市场一刀切的误认为只能从事简单的加工工种，其结果导致就业的低端化，对外出劳动力的潜力没有机会释放出来，竞争力也很难得以提高。因为缺乏沟通的资本，外出劳动力不具有与资方谈判的能力，就使得他们处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只有加强自身的沟通协调能力，拥有平等的沟通平台和机会才能释放出自身的才干，获取比工资更具有吸引力的尊严感，也能示范的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外出，从候鸟式的迁移转变为长期迁移，从个人迁移变成家庭迁移，达到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的。最后，根据贵州贫困山区的特点，贵州贫困山区农民应该遵循“兼业化——非农化”的过程，发展第二种兼业户即从事农业外劳动为主，农业为辅，并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兼业农户是贵州贫困山区农民现阶段的可选之策。贵州山区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与丰富多样化的植被与生物资源，在发展农村非农经济的同时要发挥其优势而非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可以大力研究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对其进行深加工及品牌的推广，同时推动特色区域旅游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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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锦鹏:新农村建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变化的经济学观察——云南省景东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6):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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