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家庭事迹材料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要用到事迹材料的情况还是蛮多的，事迹材料有两种用途：一是宣传典型，二是评选先进。一起来参考事迹材料是怎么写的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学习型家庭事迹材料，欢迎阅读与收藏。
学习型家庭事迹材料1
大家好！我叫xxx，是桃源县兴隆街乡的副乡长、妇联主席。我汇报的题目是：《知识撑起半边天》。
1998年，在中学当了十年教师的我通过公选，被组织上分配到桃源县牯牛山乡任妇联主席。牯牛山乡是桃源县最偏僻、条件最艰苦的乡镇之一，尽管心里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到牯牛山后所见到的现实状况，还是让我感到暗暗吃惊：这里到处是连绵的大山，乡政府机关就坐落在一片崇山峻岭之中。入夜，不远的山岭上不时传出阵阵猛兽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的村民竟一辈子没到过县城，有的没见过百元面值的钞票，更没有见过汽车、电视。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感到既难过、又着急。特别是我身为乡妇联主席，全乡近3000名妇女的代言人，看到姐妹们成天无所事事，心里更不是滋味。通过调查走访，我了解到这里之所以贫穷落后，客观上是连绵的群山阻断了他们致富的道路，更主要的还是这里的群众知识贫乏、信息闭塞，他们找不到出路，也看不到自己的落后。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这里的群众大部分都是女同志当家，我想，如果能调动妇女的积极性，让她们学知识、学文化，不就可以带动若干个家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而带动全乡的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吗？不就可以帮助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用科技摆脱愚昧与贫穷吗？就在这时，县妇联发出号召，要求各乡镇创办一所示范性的女子科技学校，对广大妇女进行政策法规及科技实用技术的培训。上级的号召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决心借上级的东风，把牯牛山女子科技学校办起来。然而，万事开头难！作为一名乡镇的妇联主席，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一无权，二无经费。场地、经费、师资、生源，样样都是摆在我面前的拦路虎。听说我要办什么女子科技学校，支持我的人有，说风凉话的人更多：有的说我想出风头；有的说黄毛丫头不知天高地厚，三天的热情，折腾几天就会烟消云散的，等等。面对种种困难和议论，我没有打退堂鼓。没有专用的教室，我就借用政府的会议室、学校的教室。没有教材，我就自己动手刻钢板油印。没有老师，我就请乡政府的干部职工、请朋友帮忙。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为了动员姐妹们来上课，我在广播里进行动员，利用群众赶集到墟场上宣传，让群众知道即将开办的女子科技学校要学的内容，承诺不收分文费用。在乡里当投递员的丈夫也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到村里挨家挨户的进行发动。我还自己掏钱买来了笔记本、毛和一些资料。2002年初，牯牛山女子科技学校终于挂牌成立了！开学那天，政府会议室里挤满了前来听课的群众，县妇联的领导也到场给我们鼓劲道贺。望着热闹的会场，看到自己的忙碌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学校开课了，困难也接踵而来。由于没有固定的场地，学校不得不一次次的搬家。政府开会时，我就把课堂搬到学校。学校开课了，我就把课堂搬到离政府不远的冷家溪村村部。碰上村里有事，就把学校搬到比较宽敞的农民家的堂屋里。前前后后搬了七八次家。有人开玩笑说牯牛山女子科技学校快成抗日战争时打游击的“抗大”了。师资力量也是一个问题。由于没有经费，不可能聘请专职教师。女子科技学校的教师都是无偿兼职。除了我自己带头上课，就请本乡的干部职工帮忙。当地集镇上有一个搞家电维修的师傅，爱好电脑，自然就成了我聘请的电脑教师。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季节的影响，有的学员上了一两次课后，就不参加学习了。为了让更多的姐妹们到女子科技学校学习，我与丈夫一有空就到群众家里家访，宣传学校开办的意义、宣传学科学文化知识的好处。女子科技学校的名声越来越响，参加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最令我感动的是八十岁的杨老太太，家离乡政府四、五里路，每逢学校开课的日子，她都早早地来到学校，大家打趣地问她：“杨大妈，您老想学点啥呀？”她总是笑着说：“年纪大了，也学不进去了，就当帮黄主任带个头！”每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学校要吸引农村群众，在内容安排上就必须结合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年初，我们就上新品种、新技术课。到了八月份，就上油菜育苗、移栽及免深耕技术课。农忙时上广播课，农闲时上政策法律课。课程种类繁多，有思想政治、畜牧防疫、电脑网络、音乐欣赏、家庭教育、生殖保健、优生优育、婚姻家庭等等。只要是群众需要的、健康向上的，我们都上，包括交谊舞、太极拳等活动课。为了让学员听得懂，学得进，我们尽量把所学的内容变成群众明白易懂的语言，教师讲课也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直观、富有趣味性。请大家看这是我们自己油印的教材（示意）。我给大家念一段其中的“十劝君”：
一劝诸君莫，自古害处多；
习以为常成癖好，从此以后惹灾祸。
二劝诸君莫，场上是非多；
输钱只为赢钱起，得好下场有几个？
罗光明是牯牛山集镇上家电维修师傅，也是我们学校的义务家电老师和电脑教师。由于他没有上课的经验，第一次上电脑课后，学员普遍反映尽是理论，听不懂。什么“Windows”、?ffice”，群众听到耳朵里就是“温狗屎”、“会饿死”。我和罗光明交换意见后，第二次上课时，他把电脑搬到教室，从键盘等实物讲起，一步一步告诉群众如何用，学员普遍反映好多了。学校条件虽然简陋，但我还是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我选了五位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又热心公益的人组成了班委会，在反复征求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学校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规定学员上课要按时到校，上课认真听讲，保持课堂安静，尽可能记笔记，课后要认真思考，勇于实践；要求老师要认真备课，写好讲稿，注重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并运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上好每堂课，尽可能让学员学得轻松，学得实用。为了激发学员的积极性，检验学习效果。去年底，女子科技学校进行了知识竞赛。这是一次不是考试的考试，竞赛活动引来了四方八邻。台下是熙熙攘攘的观众，台上是精心备战的选手，有时为了一道题、一个答案，双方选手和台下的支持者都争得面红耳赤。台上台下都在共同唱一出学科技知识，用科技致富的大戏！在对知识竞赛优胜者进行奖励的同时，还针对全年学习的情况，设立了优秀学员奖、全勤奖、五好家庭、“双学双比”女能手以及老年人参与奖等。几乎人人有奖，户户有纪念品，纪念品上还用油漆喷了学校的名字。虽然奖品和纪念品本身价值不高，但大家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都倍感珍惜。
我和全家都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女子科技学校的工作中。多才多艺的丈夫不仅帮我动员群众，还经常给群众上课。有时学校因故改变时间和学习地点，丈夫就是学校的义务通讯员，到村里挨家挨户的去通知。有的群众带着小孩来听课，影响课堂秩序。8岁多的儿子就成了我的助手。儿子领着村里来的孩子们在外面做游戏、看电视，好让大人们安心听课。我自己既当校长，又当老师，还当学校勤杂工。烧开水，刻钢板，油印资料，什么活儿都干。我知道，要做好一件事，就会有付出，有牺牲。有的学员听了农村种植养植课后，提出想外出参观学习。为了让学员取到真经，我给要参观的各个点逐一电话联系，以便做好准备。原桃源氮肥厂内有一个个体食用菌厂办得不错，由于电话联系不上，我让丈夫特意往返120多公里，实地考察联系后才定下来。外出参观那天，我与丈夫租了一辆中巴车，凌晨三点就起床，一个一个接学员。直到晚上九点，才把学员又挨个送回家里。那天，我们一行包括14个姐妹，还有2名男学员，行程六百余里，纵贯桃源南北，参观了热市的黄姜苗木，枫树的万头猪场、养牛示范基地、车湖垸的大棚蔬菜、漳江的黑豚养殖、花卉盆景、食用菌种植等种养基地。尽管忙碌了一整天，但看到每个学员都学有所获，心里便觉得很值得。
学习型家庭事迹材料2
27年前，一个仅读过5年小学的农家女子，在丈夫英年早逝后，以难以置信的坚强毅力，用她柔弱的双肩，挑起沉重而艰难的家庭重担，铁心守寡20多年，养大了5个未成年的儿子，哺育出4个出类拔萃的大学生，其中一个赴美国留学，考上了博士，一个成为博士生导师、部级审计师。除老三因故缀学居家务农经商外，四个大学毕业的儿子都走上了为国效力的工作岗位。这个使人刮目相看的农村妇女，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母亲，就是蜗居石门西北山区50年，如今已年届花甲的徐兰春大姐，熟悉她的年青人都亲切地称她为“徐妈妈”。
弱肩撑起一个破碎的家
徐兰春原本有一个虽然比较清贫但却温馨的家。19岁那年，文弱俊朗的青年教员陈加梦闯进她的寂寞青春，成为入赘徐家的上门女婿。虽然丈夫每月仅有20多元薪水补贴家用，但因徐兰春“手有一双，嘴有一张”，做事麻利爽快，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结婚第三年，生下大宝儿随母姓，起名徐连谟；隔两年又添了二宝儿，随父姓，取名陈秒谟。丈夫见妻子温柔体贴、贤慧能干，生了两个儿子后，还想再添一个女儿承欢膝下。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尚未提倡、落实，妻随夫愿，不加节制，差不多每隔两年生下一胎，到第5年还是个男孩时，丈夫陈加梦满脸遗憾，很不情愿地“遇上红灯刹车”，做了绝育手术。5个梯子墩儿般的活泼孩子虽然增添了不少生活乐趣，但却给这个收入微薄的半边农户埋下了日后极端困难的危机。
天有不测风云，灾难不幸降临。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是非曲直难分的年月，性格耿直内向的丈夫陈加梦面对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日为教学操劳，夜为家庭费力，几乎心力交瘁，加上在单位受到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公正待遇，精神受到难以承受的挫折和刺激，引发脑神经疾病，住院治疗两年，欠下一屁股债务，再也没有走上教学讲台。粉碎“”的第二年初，趁妻子徐兰春外出，哄走几个不懂事的孩子，他狠心悄然自绝于人世。这一年，大孩子不满10岁，小的不到3岁。突遇意想不到的家庭惨剧，33岁的徐兰春当时如五雷轰顶，肝胆俱裂，几次昏倒几次醒。在极度悲痛中料理了丈夫的后事，手拉着5个幼小的孩子，她又从丧夫的悲痛中顽强地站起来，用她柔弱的肩头撑起这个破碎的家，开始在茫茫苦海中挣扎、拼搏。
让儿去圆自己失去的梦
徐兰春1944年5月出生在石门县太平镇五里坪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生下地父母就用一块布包了3天没给奶吃，幸好命大没断气。父亲重男轻女，10岁时才让她发蒙读一年级。生了5个女儿两个儿子后，在她12岁时把她过接给了无儿无女的姑母和姑父。因为不是亲生的骨肉又是个丫头，一直受养父养母的虐待与岐视。晚上不准点煤油灯，上床睡觉不准穿衣；下雨上学给一把烂雨伞，风吹坏了还要挨打；一元多的钢笔一期只准用一支，丢了坏了也不给买。总认为丫头是赔钱货，考取了完小不让读。她死磨活缠读了3个多月20多里路的跑学，好不容易争到养父母同意上完小读寄宿的机会，遇上搞“三面红旗”大办农业、大炼钢铁，白天为修供销社搬砖搞基建，晚上打起火把为敲锣打鼓喊“吆吆喝”。别人考上初中高高兴兴地上学读书去，自己15岁就失学了。从此回家生产“一丢三尺深”，斗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成为她的终生遗憾。为了圆自己失去的读书梦，她下定决心不让自己的孩子走自己的老路成为“睁眼瞎”。
丈夫去世后，徐兰春带着5个孩子艰难度日。她丈夫去世的那一年，正处于中国发生巨大转折的前夕，偏远闭塞的石门西北山区仍然沿袭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体制，农民还是“凭工分分粮食”，靠集体过日子。那时有劳力才有地位和收入。徐兰春孩子多，家务重，不论怎样拼命赶，底分总是上不去。甲等妇女劳力每天上工评8分，队里欺她幼儿寡母只给评6分。一年干出头，包括出肥加分总共不到3000分，每10分为一个工日，每个工日不到3毛钱，年终结算，除去分配的`3成正粮，7成杂粮，还超支倒找队里180元。无论怎样节俭，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有人念她“儿多母苦”，劝她过接几个儿子给别人，可她咬紧牙关，断然回绝“猪养的猪爱，狗养的狗疼，日子过得还苦些，我决不把自己的孩子过接给别人。”母子同心，勤耕苦做。白天，母亲在生产队出工搞生产，两个大些的儿子上学读书；晚上，母子6人齐上阵，打的打火把，拿的拿电筒，在自留地里挖地翻田种饲料，养猪卖钱交学费。到1980年，5个儿子全上学，大的成绩优秀考上石门一中，小的也发蒙上了一年级，开支越来越大，日子越过越难。邻居亲友又劝徐兰春“只有挑起箩筐买谷的，哪有挑起箩筐买字的，哪么不叫大些儿子下学帮你搞生产，免得一个人在屋里为天难。”徐兰春再一次给这些“好心”人一个斩钉截铁帮硬：“养儿不读书，好比养个猪，不学知识没文化，哪么得翻身挖穷根？我再穷也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好。”就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在这种极端困境中，徐兰春省吃俭用，始终坚持一心供孩子们上学读书不动摇，直到4个儿子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她才在儿子的劝说下，找了个老伴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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