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现代社会健全的女性人格论文
如何建构现代社会健全的女性人格论文
安娜和子君都选择了离家出走。前者走出旧的家庭，与情人另建一片自己的天空；后者走进新的家庭，与丈夫共建一个温暖的巢。然而，两个人都失败了------出走的结局是生命的毁灭。
安娜和子君都处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安娜和子君也是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追随者（不管有无自觉意识），既然如此，既然是向前进的方向发展，她们的结局应该是光明的才对，可为什么结局都那么凄凉，为什么她们的悲剧那么强烈的撞击在我们的心上？
一
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我们都得承认，安娜是一个优雅动人几近完美的女人。请看她那令人难忘的出场------“在那短促的一瞥中，伏隆斯基已经注意到了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耀着。”这样精彩的描写，非大家笔法不能为。从这短小精炼的文字刻画中我们不难判断出，这个女人出身上流社会，有着美丽优雅的外表和举止，她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渴望是那样旺盛而强烈，然而却不知是什么原因得不到应有的释放和满足；她的物质生活是丰盈无忧的，但是她眼睛里闪耀的东西让我们感到她活得并不幸福。
所以，当她碰到地位高贵举止高雅的伏隆斯基一见钟情就是不可避免和可以理解的了。她狂热而真诚的爱上了伏隆斯基，那是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
于是安娜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她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心爱的儿子和一个她不爱也不爱她的丈夫，一个她爱也爱她的风度翩翩的情人，家庭的荣誉和对儿子的爱告诉她要留守家庭而放弃爱情，而对爱情的渴望和天性的真纯则告诉她大胆执著的追求爱情和个人幸福。她原本看似平静的生活被扰乱了，她的心掀起了一阵阵纠结在一起不可调和的狂涛。她将怎么选择？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层：即由本我、自我、超我所形成的结构。本我处在被压抑状态，独立运作，是本能的代表，遵循快乐原则；超我“是一个严厉的主人”，压抑本能冲动，代表社会道德原则，遵循至善原则；自我则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它的任务是把外部世界的影响施加到本我之上，努力以现实原则代替本我中统治地位的快乐原则，功能是自我保护，在本我和超我之间起着协调矛盾和控制冲突的作用。
安娜的光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活得真实、真诚。作为一个人，一个真实的女人，她不是像大多数上流社会的人和贵妇那样虚伪和世故，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她顺从自己内心的真实热烈而真挚的追求爱情、守护爱情，只有这样她才感到快乐。她并不隐藏和压抑自己的欲望，一任它纵横恣肆的流淌。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她心中的本我原则战胜了超我原则，在这样的状态下，她整个人都滋润丰腴起来。他感受到一种“罪恶的快感”，即“不仅来源于被压抑愿望的转移实现，而且来自于性的兴奋，以及无意识内容对理性、自我的反叛的解放感和犯罪感。”她说：“我不能再欺骗我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就这样造了我，我需要爱情和生活。”“我要撕破这虚伪之网，它要把我压住，要怎样就怎样吧，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些。”这个安娜的行为和勇气让我们赞叹，我们感到本我的人格力量是如此的强大而美好，我们感到整个社会的虚伪和做作在柔弱的安娜面前黯然失色。本我欣然的满足着，仿佛生活在伊甸园中不食人间烟火。然而，伊甸园不过是人类一个短暂的梦，人迟早要走出去，这个梦总会破灭的。
如果安娜安于做伏隆斯基的情妇，就像上流社会很多虚伪空虚的贵妇人那样，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然而她不，她要和伏隆斯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仅仅图一时的快感。这是她的丈夫和整个上流社会都不可能容忍的。他们开始了对安娜无止无休的精神折磨。卡列宁用伪善折磨安娜，把她推到情妇的地位（与上流社会的态度相符）；又无端的侮辱她，把她推入窘境使她无地自容，最残酷的手段是夺走儿子，不让儿子和她见面。而上流社会“嫉妒安娜，而且早已听厌人家称她贞洁的大多数的年轻妇女看见她们的预言实现了，感到非常快意，只等待着舆论的确定的转变，就把她们所有轻蔑的压力都投到她身上，她们已在准备着一把把的泥土，只等时机一到，就向她掷来。大多数的中年人和某些大人物对于这快要发生的社交界丑闻感到不快。”社会意识和本来就存在于安娜心中的道德意识一同构成超我的冲力向本我倾轧，使安娜陷入了不可名状的痛苦和精神折磨中不能自拔。这里面最沉重的压力，是她内在的精神枷锁。她对道德的认可和对上帝的信仰使她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她永远也不会体验到爱情的自由，同时将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她知道，将来也会这样，同时，这是如此的可怕，以致她不能预见，事情将怎样结束。”然而我们的安娜如此勇敢，社会和卡列宁的力量加在一起都没有使她屈服，本我的力量、真善美的力量使她坚韧决绝的冲破了超我的阻力和枷锁，去寻找自己的真爱和合理的人生追求。安娜在反抗的过程中是孤独的，但是孤独而弱小的安娜能迸发出那么大的反抗力量，达到了力的极致，也达到了美的极致。那种被压抑的生气使她做出这样的人生抉择------宁可背上抛夫弃子的罪名，宁可与整个上流社会决裂，都要保持自己内心的真实和欲望的坦然，她要追求合理的人生，它与对爱情的追求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这一切她义无反顾。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安娜毅然决然的迈开了离家出走勇敢追求的步伐。
出走的安娜，竟然没有一个幸福的结局，竟然以悲剧收场。这是怎么回事？初步看来原因在于她所爱的人它的精神寄托原来是华而不实的存在。伏隆斯基从根本上说决不是一个英雄，他不过是一个稍微有点精神追求的上流社会的贵族青年。他根本不可能为了爱情而抛弃他所熟悉和习惯的上流社会，更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前程，他可以忍受社会一时的对立，但为了自身利益绝不可能维持长久，他不理解安娜对生活合理化的追求，所以安娜说：“爱，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正因为它对我有太多意义，远非你所能了解的。”
不久，安娜感到了伏隆斯基对她的厌倦，她痛苦得几近疯狂。她把一切寄托在这样一个柔软的靠垫上，并且在根本上成了伏隆斯基的某种附庸。到后来她甚至把他的爱情当作唯一的追求，只有爱情才是她活下去的动力，以至于甘愿做伏隆斯基的情妇。她的本我在一点一点的丧失，虽然她真诚的追求着，但由于她所追求的东西本身的虚伪性和浮华性使她本我中的激情和欲望渐渐的枯萎和腐烂。本我憔悴着，超我却在社会的压力和自我道德谴责下膨胀起来，与无助的本我构成尖锐的对抗和冲突，以至于自我这个起平衡作用的中介物再也无法承受这样尖锐的矛盾，从而导致了安娜精神的最终无法承受而崩溃。临死前有这样一句独白：“就在那儿！就在那儿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我要摆脱所有的人，要摆脱自己。”她要摆脱这个无法调和的自己，所以选择了死亡。
二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的豪言壮语。可就是呼喊出这样豪言壮语的子君毁灭了。
子君是五四时期受过一定教育的“新女性”，她有一定的自觉意识，有着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内在需求。而在当时“知识女青年”的意识里，则集中体现为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在这样的时代感召面前，子君毅然与旧日的家庭决裂，头也不回的和涓生去构筑自己的小天地。开始的时候，日子还是相对快乐的。但渐渐的，由于观念的冲突，矛盾产生了。涓生认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认为子君“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子君的死，涓生当然是有责任的。比之子君，涓生是现实的、清醒的，因此也是冷漠寡情的，他的冷漠寡情是子君的死的推动力之一，这是不容否认的。然而子君自己呢？她自己难道仅仅是牺牲品而不对自己的死负责吗？子君满足于把自己封闭在家庭这一低矮的屋檐下，在每天繁忙的家务中自得其乐，她满足于现状，在也不想有什么更高的追求。为什么当年狂热的呼唤个性解放的子君会变成这样？
应该说，在那个年代，把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仅仅界定为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本身就是不彻底的。所以开始时子君可以为了爱不顾一切的冲破旧家庭的束缚，并敢于蔑视那些讥笑的言语和嘲讽的目光，而当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真正实现后，她就再也没有了其它追求，她满足于在窄小的家庭中享受庸俗的“欢乐”，她做家务做得几乎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从来没想过要走出家务和小家庭的天空。她的幸福观是那样狭隘，她只想保有眼前的一切，而不想进行真正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生追求。爱情成了一切，以至于失去了爱情，人生就等于丧失了意义。她把依附于丈夫、男性的附庸的不自由当作自由，她仍然处在男权的阴影之下，更可悲的是自己还把它当作阳光。所以子君才会“负着虚空的重担，在威严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让我们来挖掘深层的心理原因。从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心理结构看来，子君的超我人格层面是残缺而模糊不清的。她所具有的关于社会变革、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意识都是社会在极其肤浅的层面上灌输给她的，这完全是外在的施加，既不全面也不深刻，甚至以某种变形甚至错误的面貌呈现，这些意识也从来没有被她真正理解消化到心理层面变成一种自觉自为的存在。她不像安娜，安娜有自己的信仰和道德意识，安娜的超我人格是完整而清晰的，所以才可能与本我构成激烈的冲突和对抗。而她在这方面是极其肤浅甚至残缺不全的。所以，当表面看来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得到满足之后，她就再也想像不到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不可能自觉的想到个性的解放和男女平等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于是，在懵懂的状态下，本我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她忙家务，在厨房的盆盆罐罐中感到满足。可以说，本我和自我、超我并没有构成冲突，因为超我人格本身是不健全的和模糊的。她的超我人格是一种架空的存在，她把它挂在心上，欣欣然的自我感觉良好，而当这架空的存在被现实和涓生击得粉碎，她就再也没有可以依托的“信念”或“主义”，所以她的心理人格结构破碎了，她悲剧性的死就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
三
安娜与子君，同为女人，在不同的国家，都有着与其她女性不同的追求，都经历了一定的反抗和挣扎，结果都以悲剧告终。
然而，这其中仍有着不同。安娜的死更有意义，而子君的死由于不值得而更富悲剧色彩。安娜的反抗比子君更有价值，安娜本身也比子君更幸福，这是我的观点。安娜所反抗的是心灵中道德的枷锁和社会的偏见，她的出发点是本性中的真、善、和美，她追求的是一份内心的真实，她要求被压抑的欲望的释放，要求对心底真爱的追求的满足，她倾其所有也要追求这一切，哪怕身败名裂，哪怕失去心爱的儿子。她的心理人格虽然处在矛盾冲突，以致带着某种病态的忧郁，却仍然是完整的。她的生命所填充的是她本性中最炽热真实的追求和渴望，因此是值得的。而子君，却是为了自己并不了解的某种所谓崇高的“理想”或“主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空洞缥缈的口号，而远远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甚至就算是一个实体，是某种真正可以实现的目标，为它献身难道不依然是一种悲剧？以任何生命本体来浇筑某种哪怕真正十分崇高的目标，仍然是一种人生的悲剧，何况子君？她以有形之生命，在缺乏清醒而自觉的意识之下，满怀热忱的填充这种空无的“理想”“主义”，岂不谬哉？她在个我人格的残缺中为某种虚无殉命，所以我说她的悲剧色彩比安娜浓厚。
当然，作为悲剧的本体，她们有相似的一面。那就是她们都缺乏清晰而健全的女性独立意识。她们从来没意识到自己应该是独立于男性的女性，造成她们人生悲剧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此。经济上，安娜附庸于她虚伪的丈夫卡列宁；情感上，她附庸于她浮华的情人伏隆斯基；思想上，她在很大程度上附庸于俄国对女性要求的传统（这在根本上仍然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在这样拥挤的男性世界中，安娜没有一丝自己的空间和呼吸地带。在这样的处境下她只有窒息而死。至于子君，经济和情感都依赖于丈夫涓生，她甚至就是为涓生活着，他是她的一切，所以当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子君“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当涓生不再爱她，她的生命就如同一根随风飘飞的羽毛，无处拴系了。
而作为男性，伏隆斯基、卡列宁、涓生，甚至所有的男性，都不曾意识到女性也是人，而且是与男性有着不同特性追求却同样丰富的人，所以安娜才那么痛切的说：“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体内的一切的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得活的女人。”男性的意识主宰着世界，男性不曾想到过女人也是独立的人。
鲁迅说过女性要想从根本上独立首先要经济独立，否则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而无论安娜所处的俄国社会还是子君所处的中国社会都不会给女人这样的条件，所以鲁迅才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深刻质疑。并且，经济上独立，只是女性真正独立的一个开始。
四
安娜和子君死了，但我们不能让她们白死。
二十一世纪已经起步了，然而真正的男女平等还很遥远。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在经济上已经独立了，但是，思想上的独立，个我人格的独立，还远远没有实现。安娜痛苦的人格心理冲突和子君的人格心理残缺、模糊还广泛的存在着。很多女性的三重人格心理结构处在严重的失衡状态，从而导致女性个我人格的不健全和严重扭曲。
这一切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赞成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在政坛上的行为使女性被扭曲了本然的面容而极度漫画化，从而获得了某种丑角的形象。女性决不是被用来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更不是男性的附庸。那么女性应该是什么？
女性是不同于男性的生命体。但绝不比男性低级。女性与男性有着天然的个性气质差异，在与男性的平行比较中体现出无限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应该看到，女性既是一个女人，但更重要的，她也是一个人。大自然从来也没有把女性作为男性的附件制作出来。女性不该屈从男性给女性设置的性别模式，也不应该觉得我是女人就应该享有某种“特权”，女性更不是男性的反叛和对立，这种种观念的潜在因素仍然是男女不平等，不过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女性应该有一种真正自觉的独立意识和平等意识，这种意识建构在健全的心理人格结构基础之上，否则只会重蹈安娜和子君的覆辙。女性应该意识到自己与男性的性别差异，但女性更应该意识到自己与男性是平等的。女性在男性面前不应该感到自卑或者依附性，女性应该在男性面前坦然而充满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性别魅力和思想人格魅力，从而与男性的性别特征构成一种遥遥的张力。只有这样，女性才可能真正独立，男女平等才有真正实现的那一天。
女性健全个我人格的建构，还有赖于男性健康的女性观念。只有当男性不再把女性当作男性的附庸和玩物，而以一种真正平等对视的眼光来看待仅仅是在自然气质、性别特性上与他迥然相异的女性，男女性别双方才可能在广义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社会和人类才能在两性真正的和谐中迎来文明和发展的曙光。
死者已矣。关键是活着的人如何从死去的人身上得到某种真正有益的启迪，使他们的悲剧获得意义。现代女性只有在对她们的心理人格、精神人格深刻的剖析中，把它们作为一种反向自身的观照，从而调和冲突、弥补不足，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健全的女性独立意识，安娜和子君的牺牲才真正有了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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